漂泊的缪斯——专家谈维系中国文化的品位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化专页)
专栏：

　　漂泊的缪斯
——专家谈维系中国文化的品位
本报记者祝华新
７月底，香港影星周润发飞抵哈尔滨。北国的“追星族”闻风而动。几百名少男少女手持花束等候在机场。他们听说同机到达的还有一位叫做“杨振宁”的名人，纷纷询问：“杨先生是唱什么歌的？”无独有偶，哈市一家电台在广播杨振宁来访的消息时，把名字错念成了“杨振宇”。杨振宁，这位享誉全球的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如今在龙的故土竟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杨振宁的遭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严峻现实——
俗文化走俏雅文化滑坡　近几年来，某些港台影视、流行歌曲、武侠小说、文化衫等俗文化风靡全国，至今没有衰竭的迹象。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走向世俗化，刚刚富裕起来或者还在为脱贫致富而奋斗的人们需要消遣、娱乐、解闷。俗文化贴近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以琐细的人生关怀紧紧拉住人们的心。这是俗文化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短处。通俗跨偏一步就是庸俗。努力提高俗文化的品位，正是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帆教授举例说：“当年我们这代人喜欢的通俗歌曲，如《在那遥远的地方》、《三十里铺》，比现在的流行音乐要高一个层次。《三十里铺》从民歌中取材，在延安经过提炼，接近严肃音乐的层次。目前，像雷蕾、徐沛东这样有一定功力的年轻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有些港台歌曲中媚俗的东西去掉一些，提高档次。”
在俗文化走俏的同时，是交响乐、芭蕾舞、学术著作等雅文化的备受冷落。立意平平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印到１６０万册还十分抢手，而有文坛“四大名旦”之称的严肃文学刊物《十月》、《当代》、《花城》、《收获》订数一跌再跌。以改编文学名著著称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新近推出老舍作品《离婚》，拷贝发行却不甚理想，只收回１／５左右的成本。导演王好为分析：人们结婚后很少去影院。电影观众主要是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外地民工、去不了歌舞厅的人。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可他们的口味决定着票房收入。制片厂要生存，每年必须拍大量能卖座但品位较低的片子，有余力才去搞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当今大众的审美品味普遍下降，使文艺和科学之神缪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乐之邦命运堪虞。但雅文化的失落，是否还与其内在的基因缺陷有关呢？以哲学为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编审刘奔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现在学哲学的人太少，大学的公共哲学课不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本身脱离实际，哲学老师知识结构单一。只有真正走向大众，找到干预社会生活的途径，哲学才会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谈人生哲学，很吸引人。虽然书中的某些观点还可以商榷，但方向是对的。
警惕文化在市场中劣胜优汰
雅俗文化品位不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也不一样。俗文化在书摊上、歌厅里红红火火、如鱼得水，雅文化中那些实用性较强的种类大致也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但毕竟还有很多智慧的结晶上不了市，也卖不了钱。爱迪生可以靠他的１０００多项专利发明养活自己，牛顿却不能拍卖力学三大定律来创收。
要振兴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切靠国家大包大揽的老路是行不通了，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但市场又绝不是万能的。市场行为很可能是短程的、盲目的。市民的货币选票很可能偏爱“滚石金曲”而冷落“歌德巴赫猜想”。也不能指望所有腰缠万贯的新富豪现在就具备陈嘉庚先生那样的文化使命感。王好为导演激动地说：“不是说市场经济离不开宏观调控吗？文化市场也需要宏观调控。在现阶段，单纯把文化事业推向市场，一切撒手不管，很容易导致劣胜优汰。”
成功的经验表明：文化事业需要知识界、政府和企业界的“三元参与”。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政府尤其有必要在税收、投入、奖励等方面扶持雅文化。法国从三级片的票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来资助艺术片的制作和艺术影院。在美国，严肃艺术团体的收入免税，而且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它的捐助可以从捐助者应交纳的税额中扣除。日本组织中小学生定期观看歌舞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教授高度评价国内近几年出现的课本剧，他说：“连北京人艺这样的一流艺术团体也排演课本剧，既给孩子情操和审美方面的熏陶，培养祖国的明天，实际上也在培养戏剧的明天。‘文革’导致缺乏整整一代欣赏话剧的观众。”
文化人要耐得住寂寞
雅俗文化分流，俗文化冲击雅文化，是世界性的现象。搞俗文化的人先富起来，也无可非议。但要想办法让搞雅文化的人能够集中精力研究业务，不致于被经济问题所困扰，在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发表演出条件等方面保证雅文化的再生产。现在的问题是雅文化有被呼啸而来的俗文化吞没的危险。港台某些品位不高的影视、歌曲垄断大陆的银幕、荧屏、电波和舞台，某些报刊津津乐道于所谓“天王巨星”的轶事绯闻，而许多根基深厚的雅文化作品常常出不了土、见不了阳光，不能不说是五千年文明的悲哀。同时，搞雅文化的人也要把持得住自己。文章千古事，文章憎命达，文章乃寂寞之道，只留给那些苦心求索的人。一个社会应该有正常的分工，全体文化人都熬不过清贫、耐不了寂寞，都去搞俗文化，是不理性的。儿童文学老作家葛翠琳认为：《变形金刚》娱乐性强、热热闹闹，一印就是几百万册，像泡泡糖一样，孩子们爱吃。但总不能让孩子整天吃泡泡糖。孩子要长骨头，还得吃点钙，还需要品位较高的儿童文学。她说：“好的儿童文学就像豆浆，对孩子有益，但卖不了多少钱。我宁愿辛辛苦苦地磨豆浆，也不去搞那些赚钱的花哨食品。可能有些作者还年轻，还要在经济上努力，所以改行写武打小说；我老了，一顿二两饭，我就这点生活费够了。”一席话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却分明表露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赤子情怀。
还是在杨振宁与周润发不期而遇的哈尔滨，早在１９２６年，这座当时高度商业化、国际化的城市，就由商人集资、官府赞助兴建了一座祭孔的文庙。文庙前院丹墙横亘，却没有正门。据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的高慧敏介绍：只有本地状元来此焚香祷祝，才能推墙开门。而黑龙江历史上没有出过一名状元。黑龙江人一直虔诚地等待着这一天。近年来终于有黑龙江子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大赛中折桂，足以令白山黑水扬眉吐气了。记者来到文庙，手抚昔日由“少帅”张学良题写的碑文，遥想那个商业文化、域外文化汹涌澎湃的时代，关外的同胞仍然念念不忘维系我们的文化传统，心中感慨不已。由孔老夫子奠定的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渡尽劫波而终于香火不绝，恐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