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复制链接]

第11版(教科文专版)
专栏：

　　一代宗师
林家翘：周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也正是中国科学从一个落后地位进入现代化的时代。在这几十年内，国家政局、国际政局也有无穷的大大小小的变化。然而他始终如一地守着科学家的立场，求真、凭良心、说实话，并做出极重要的贡献。我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受益极大。
我第一次听周先生的课，是１９３５年秋季，那时候我是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周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起劲，说话也相当快，所以听课的学生，很受鼓舞。作为一个科学家，一方面有敬业的精神，“孜孜不倦”地研究，并以此作为后进的模范；另一方面，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作为教学的基础，使得学术在社会上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二者都是周先生一直在继续努力拳拳以求的。最近几年他仍然在指导研究生，对于湍流理论及宇宙论，不断有新的看法。
（本文作者系国际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
杨振宁：周先生是我父亲杨武之１９２５年前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初我七岁的时候，母亲带我自上海乘火车去北平。周先生那年自欧洲回国，也坐那班火车去北平。父亲托了他照顾我们母子二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先生，已经是６０多年前的事了。
抗战期间我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了四年大学、两年研究院。前后念过周先生教的三门课。记得联大物理系教授中研究生最多的两位是周先生和吴大猷先生。和我同时的物理系研究生当中就有两位跟周先生做论文：张守廉和黄授书。
（本文作者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教授。）
钱伟长：在３０年代初期，清华园内莘莘学子们所尊敬的三位学校的核心人物是叶企孙、陈岱孙和冯友兰教授，他们分任理、法、文三个学院的院长。
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三位３０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
周培源教授是当年物理系中最年轻的教授。他在讲课中鼓励同学随时提问，甚至展开热烈辩论。我记得在讲滑轮时，曾展开了猴子爬滑轮问题的辩论，一连两堂没有讲课只是展开辩论。这样用一个普通的有趣问题，使每一个学生深入理解了动力学和静力学的本质差别，从而缩短了其它章节的讲解时间，这种讲课方法，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使同学们感受到这种讲授过程贯彻了民主精神，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周培源教授的影响下，物理系有许多学生如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等，走上了理论物理的研究道路。
（本文作者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三强：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物理系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我们班十人，多数是做实验物理的，只有郁钟正（现在改用“于光远”名）是学理论物理的，他的导师就是周培源先生，做的论文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问题。周先生到清华后，指导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林家翘等做过研究工作，是我国理论物理与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本文作者是已故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胡宁：１９３５年，我由浙江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二年级。记得首次上周先生的中级力学课时，同班王天眷在班上开了周先生一个玩笑，虽已记不清玩笑的内容，但记得引起全班的笑声。周先生一面看着名单点名，一面微笑，同样欣赏着王天眷的幽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老师这样和同学亲密无间。
周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流体力学课，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清华和联大的教学，主要用启发方式，在课堂上讲的并不多，但重视培养学生阅读和钻研参考书的习惯（可惜现在很多大学并不这样做）。从参考书中我们可以学到有关学科的最新成就的思想和细节，这是课堂上无法讲授的。周先生在流体力学讲课中，还进一步把我们引到书上还没有写进的这门学科的最前沿，并提出还没有解决的湍流中动力学粘滞力机制的重要问题，希望我们将来努力解决。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尚没有解决的具体的物理问题，感到非常兴奋，课下时常讨论这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我留在联大做周先生的助教，在周先生指导下的流体力学湍流研究小组里做研究工作。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蔡树棠：周培源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学生的培养。周老师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是：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他经常引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我所以看得比前人远一点，因为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他还经常对我们说：“学生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往前走，应该超过他们的老师，这样人类才会有进步。不然，如果学生总是不及老师，那就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人类就要退步到成为穴居野人了。”他以高度的热忱和责任感教育学生，把发展科学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把自己全部的知识无保留地、无私地传授给学生。
周老师给我的一个研究题目是湍流的一般理论。这是我做流体力学研究工作的开始。在这一学习阶段中，一些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把计算的草稿给周老师看。那个草稿写得很不整齐，字迹又不清楚，涂改得比较多，他为此批评我说：“今天你自己看得清楚，再过两年连你自己也不认识了。这样怎么能行呢？回去抄清楚了再来。”对于计算的草稿，周老师要求我一定要保存好。他对我说：“今天你认为是没有用的东西，说不定过些时候还要用到，到那时另起炉灶再查、再算就费事了。”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养成了及时誊清计算草稿，不随便乱丢计算草稿的良好习惯，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本文作者现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永念：我是在１９５７年秋天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的。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我开始跟随周老从事了长达数十年的湍流研究工作。我在１９６３年所做的毕业论文《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后期衰变时的三元速度关联》就是在周老亲自指导下以这种轴对称涡旋模型为基础，利用张量分析和傅里叶变换作为工具，得到的纯理论推导的结果。
可能是由于我的毕业论文做出了一定的成果，促使周老选择了我做他的研究生。这样可以使湍流研究工作继续开展下去。于是我在１９６３年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北大当了研究生。当时我住在２９楼研究生宿舍，周老则住在２９楼北面的燕南园内５６号。从我住的地方到他家只要三分钟，我们之间的联系非常方便。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在１９６５年全国范围开始了四清运动。我被安排先去浙江省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半，然后又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一名模具钳工。在临离开学校前，周老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不管你分配到哪里，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而且希望你不要把湍流研究工作丢掉。”
１９７８年底，我有幸作为第一批访美学者的一员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访问，在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林家翘教授指导下工作，就是在周老关怀下直接联系的结果。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也就是在１９８０年的夏天，周老也被该院院长邀请到麻省理工学院当访问教授。我们在那里继续了我们共同的湍流研究工作，并在第１５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和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上报告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关于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解和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和重视，印度科学院在报告的第二年就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
（本文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
李永贵：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我作为周培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经常聆听他的教导。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１年底，我又参加在周老直接领导下的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开展的“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课题组的研究工作。长期的业务接触和学术指教，使我获益匪浅。我深深感到周老是一位学识渊博，作风严谨，在教育上诲人不倦、严格要求，在科学上一丝不苟、执著追求的老前辈。
科技界都知道，周老一直从事流体力学中最困难的研究课题之一的湍流理论和深奥难懂的广义相对论与引力物理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当他看到有些从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人员，过分强调数学的方法，采用坐标变换，得到爱因斯坦场方程各种各样的精确解，而不注重其解的物理意义时，他提出了（在广义相对论中）“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观点。按照各种观点，他认为以“谐和条件”作为补充条件求解爱因斯坦方程所得到的解是具有物理意义的解。为了支持这种看法，他决定用实验的办法，验证由他的观点出发推导出来的物理结论。
“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实验是周老晚年最关心的一个实验。该实验前后经历近十年之久，其中包括约两年的停顿。回想起来，该实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老的关照。１９９１年初，该实验在世界上首次得到地球表面上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传播的光速的相对差值在１０－１１量级上相同的结果。比周老理论计算要求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从而从一个方面支持了周老的关于“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观点。发表后有可能使人们对爱因斯坦引力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作者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