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
本报记者徐如俊新华社记者张宿堂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７日上午１０时。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庄严的声音在审判庭响起：“经审理查明，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６年、３年、１０年并剥夺政治权利２年、３年、３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
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因为公然践踏法律，堕落成为一名罪犯，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一
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依靠发展村办工业，逐步走向富裕，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第一村”。作为村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为大邱庄经济的发展无疑做出了一份贡献，因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被列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
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名声的显赫，桂冠的增多，禹作敏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逐步变得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竟敢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４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４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
１２月７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６１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１４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４２天，宋宝被关押３９天。
从１１月底到１２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８５００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５０００元予以奖赏。
１２月１３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１９９０年来到大邱庄，１９９２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１３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２６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
“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
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７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１８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１０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３８０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１９９０年４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４月１１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７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２０００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７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３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３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２７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３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２７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７个小时，２１人遭殴打，５人因伤住院。
二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
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７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７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２０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２０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１２月１５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６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１１时许放人。这时，６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１３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６．５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１９９３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７０多天。
１９９３年２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４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１５条枪、２０００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２月１７日派出了４００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２月１７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１０００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３公里的地方待命，４００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１７日决定，留下３０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１０００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１９日１８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１７时，才勉强同意２０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２月２１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１７００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３月１０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早在２月２０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３月１４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１６万元。
从１９９２年８月到１９９３年３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８００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３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４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４月１５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４月２１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到７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１８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８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１４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８月１０日和１１日及８月２３日和２４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８月２７日作出一审判决。
三
８月２４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蜕化变质、无法无天，堕落成为一名罪犯，这是今天的禹作敏。那么，昨天的禹作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从根子上讲，禹作敏原本并不是一个坏人。”静海县委一位负责人不无惋惜地说：“他曾经是一个有头脑的大邱庄致富的带头人。”
早在１９５８年，禹作敏就入了党，随后又担任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直到７０年代的中期，大邱庄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村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开始带领村里干部群众进行改革，发展村办工业，大邱庄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资产总值达到３２．８７亿元，成为“中国第一村”。
人们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大邱庄逐步富裕起来时，大多数家庭都告别了茅草房，搬进了砖瓦房。这时，不少人劝禹作敏也搬，他执意要等村里人都住上砖瓦房，再最后一个搬家。然而，近两三年内，禹作敏一天比一天富有，也一天比一天穷奢极欲。他先后几次搬家，住宅一次比一次豪华；从办公楼到他那一年四季恒温的别墅只有约两百米，可他从来都是车来车往。他挥金如土，家里的高级电话就有６部，他的一条皮带就值万余元。
从一个名扬四海的致富带头人，蜕变为国法不容的罪犯，禹作敏给人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接受审讯时，禹作敏不只一次地提到自己过去１５年间在大邱庄创业和发展中的辛辛苦苦。但是共和国庄严的法律不容践踏，也不容超越法律之上的人。
禹作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大邱庄会不会因此垮掉？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为了挽回禹作敏等人犯罪所造成的影响，天津市委驻大邱庄工作组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村里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支持和帮助大邱庄搞好生产，努力维护各项经济活动和对外业务往来的正常运行。对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的领导成员，以及四大集团公司的主要领导人，除了触犯刑律的以外，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市委工作组还邀请专家对大邱庄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统计结果表明：目前大邱庄共有３２．８７亿元家底，债务近１３亿元，负债率３８．２％，属正常范围。
几个月来，大邱庄企业的内部改革在继续深化和完善，工业生产持续增长，上半年总产值达２３亿元，纯收入达到１．８４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７１％和５０％。
在稳定生产的同时，市委工作组在群众中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法制教育，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现在，人们对大邱庄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违法事件，对禹作敏为什么会变成国法不容的罪犯等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群众说，禹作敏罪有应得，人人必须守法。
今天的大邱庄，人心稳定，生产稳定。大邱庄人正以新的姿态，继续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