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要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读者来信摘要
北京工业学校办学方针不明确
北京工业学校教员江永乐、张少平等二十七人来信：我们北京工业学校是一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综合性技术学校，过去一贯实行通才教育。现在我校属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和教育局双重领导，为北京市属各工厂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全校有一千多个学生，共设电机、机械和化工三科；各科范围很广，课程繁复，无法专门。如机械科在三年中除了学基础性的技术课外，还要学制图、机械设计、金相学和工作法（包括工具机、铸工、钳工等）、蒸气动力机和内燃机等课程，因此弄得学生什么都懂得一些，但没有一项专门。经我们提出意见后，地方工业局同意我们添设专业课。于是增加了“制药”、
“土木机械”、“化工机械”和“纺织机械”四课；结果“土木机械”、“化工机械”和“纺织机械”都因不需要很多这方面的干部等原因而中途停开了。另外，我校为了适应北京一时的需要，有些课程往往一学期一更换，弄得教师手忙脚乱，学生无所适从。由于培养方针不明确，学生毕业后十分之七不能掌握技术工作。有的作行政工作，有的作事务工作，这是严重的损失。我们反复研究了我校情况之后，深切地感到要办好我们的学校，必须确定专业化方向，进行一贯的有计划的教学，使课程精简集中，培养目标更明确起来。我们建议中央高等教育部考虑我们的建议，作一次调整，以使我校能更合理而有效地培养中等技术人材，来满足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编者按：我们同时还收到该校师生沈麟、梁树刚等人的来信六件，因内容大致相同，故不再发表。
山东大学行政工作人员过多
山东大学人事科姚池来信：山东大学共有学生一千五百余人，而职员却有一百八十三人之多，此外有政治工作干部二十八人。按学生二十五人职员一人的标准计算，我校职员人数应为六十一人，现已超过一二二人。这是严重的人力浪费。如教务处有了两个教务长，三个主任秘书，还设了一个秘书。水产系职员马连衡半年下一次海，其他时间多半做工会的劳保工作。有的资料员整天闲着打毛衣。有的打字员一天只打四张腊纸。但不少学校却因缺乏一般行政工作人员而被迫以技术人员来代替，我校则不少人空闲无事，这是严重的不合理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我校人事工作中的无组织无纪律情况是有关系的。如一九五二年暑假后，我校未经上级批准而任用了约二十几个职员，其他单纯为了照顾干部家属而任用不能称职的人员也不是个别的。这学期学校领导方面虽已初步重视了这个问题，如党委会的工作计划中已提到定员定额问题，行政方面也已确定不再增加职员；但他们对如何改进目前情况却没提出有效办法。同时，校内仍有一些行政干部不管人数多少而任意要人或不愿调整。我认为：华东高等教育局应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江苏省教育厅应该纠正朝令夕改乱下指示的做法
苏北运河师范学校学生李文来信：我们苏北运河师范学校有一班同学原应在一九五四年春季毕业。一九五二年春，原苏北文教处通知我校，由于祖国需要，我班决定提早半年在一九五三年暑假（即本学期）毕业。同学都无条件地服从了祖国的号召，以革命的精神来积极学习功课。今年开学后的第四周，我校接到了江苏省教育厅的命令，说是因为情况变化，决定我班仍在明年春季毕业。这个决定打乱了我们同学的学习计划和老师的教学计划。但我们感到国家的利益高于我们一校的计划，很快安定了情绪，重新拟订教学计划。不料在接到前个通知后的第二周，我校又接到了江苏省教育厅的通知，仍要我班提早半年毕业。我们有些同学的学习情绪很不安，但大家还是服从教育厅的指示，积极再做毕业的准备。但又过了约两个月，我们毕业的准备工作快做好了，江苏省教育厅又改变决定。让我们仍在一九五四年毕业。江苏省教育厅这种朝令夕改地乱下指示，使我们的教学工作发生了紊乱。这种情形在江苏省教育厅布置其它工作时也曾发生过。因此，我希望江苏省教育厅能够进行一次检查，并迅速纠正这种不严肃的工作作风。
内蒙古自治区文教部门应解决蒙文教科书的及时供应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文教科来信：科尔沁左翼中旗共有学生二万四千名，其中蒙族学生一万七千名。自一九五○年以来，蒙文教科书年年不能及时发下，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一九五○年上学期蒙文教科书到快放暑假时才收到；下学期的教科书则拖到十月中旬才收到；一九五一年蒙文教科书发到本旗新华书店时，学校已开学三个月；去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年学校已开学将近两月，蒙文教科书还是没影。为此，我们曾用书信、电报分别向内蒙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蒙绥分店催问，并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部去信，但到四月十五日，问题仍未解决。现在各校因新的教科书不能及时供应，均以旧教材进行复习。这对有计划的教学影响是很大的，并且也使蒙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不满。我们希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鄞县各机关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读者姚克章来信：最近，浙江省鄞县县级各机关开展了以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获得了初步成绩。
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过去对待人民来信很不负责任。仅据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后一年半的统计，县里各机关共积压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件人民来信，其中县人民政府最多，计六百七十三件。县人民政府所积压的人民来信，有八十七件是在一年以上未曾答复或未作处理的。如该县甲村乡小商贩黄汉堂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以前先后四次（每次往返四十五里）到县里办理登记，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干部认为是“小事情”，并说已过期，坚决拒绝登记。黄汉堂含泪回家和妻儿相对哭泣，第二天他又很恳切地写了一封信给县长，要求解决问题。但这封信被县人民政府秘书室连拆也没有拆地放在橱底压了十六个月，到这一次清理时才发现。又如该县大公乡忻康裕揭发坏分子操纵村政权、迷糊乡干部并打击劳动人民的来信，县人民政府虽较重视，把它抄给所属区长查处，但区长又把抄件转县委，县委再转给县人民政府，绕了一个圈子还是交给区长；后来，大家都不管不问，直到这次检查时还没有处理，并且那抄件也没了。该县章水区岩下村村长周伦林被坏分子、坏干部报复打击，曾经来回一百里、往返十四次到县里找工商科科长（因该科长曾任章水区区长）申诉，但始终没有得到处理。当他第十五次到县里，恰遇星期日，又被拒绝传见。他遂责问：“共产党要不要老百姓？”门岗即粗暴地回答： “吓！共产党的胜利，靠你一个人吗！”并强迫他回去。
针对这样的情况，该县结合处理重大事件，修订了机关制度，建立了人民意见箱和处理人民来信的登记、催办等制度。为了彻底转变机关作风，鄞县县委在县、区干部的扩大会上，根据浙江省委关于学习“黄逸峰事件”的指示又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坚决要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和反对压制批评的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