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村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忙碌的村庄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五多”
在山西省曲沃县的许多村庄里，和干部、积极分子谈起他们的工作情形时，他们都说，村里的工作任务多，公文指示表格多，开会受训多，组织机构多，干部兼职多。这“五多”，真是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晚上，曲沃县听城村的村干部和我谈起他们工作任务多的情形。他们数着指头说：每个月都有十多种任务，这些任务，时常是不分急缓地派下来的。他们谈到最能代表这种情况的去年八月份的情形：开始，县里来了查田定产基点工作团，布置了查田定产。村里各系统正在抽调干部进行这一工作，省和专区的农业丰产四评四比工作团又来了；它们布置了评比任务。村里各系统继续抽调干部进行这一工作，上级各系统的任务都压下来了：区人民银行营业所派人来成立信贷社，要求十六岁以上的人百分之百地入股；区保险公司派人来推广保险工作，要求牲口百分之百地保险；县供销合作社收购棉花组来布置存棉工作；区百货公司小组来布置推销“爱国毡”；县酒业专卖分销处的干部来布置推销“爱国酒”；区供销合作社的干部来布置推销“爱国月饼”和发展社员；区兽医站派人来成立兽医分站；县卫生科的干部来成立接产站；专区农场派干部来收棉花籽的账；县文教馆的干部来成立俱乐部。据统计，当时来到村的工作单位有十二个，共七十三个干部，布置了十四种任务。每个单位都说自己的任务是“中心任务”“突击任务”或“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村长和支部书记等主要干部保证完成。干部忙得喘不过气来。支部书记张德正、村长孙自修说：“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忙得咱们一个晚上才睡两三个钟头的觉。”
伴随着这些繁重的任务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公文表格和书面报告。据今年三月份统计，党委、政府、青年团、供销合作社、人民武装部、民主妇联等单位发来的公文有七十五件（宣传品和刊物不在内），发来的表格有二十三种三十二份。表格的范围很广，除了生产、扫除文盲、财粮、信贷等方面的统计表，还有妇女月经带推销统计表，妇女妊娠、生育和婴儿死亡统计表，老鼠尾巴统计表（打鼠留下尾巴，以便统计打鼠数字）等。书面报告有十九种三十九份，这里面给县里报告的有：贯彻婚姻法模范事迹报告，扫除文盲模范事迹报告，评选扫除文盲模范总结报告，文教月报，学习小结报告，生产宣传总结；给区里报告的有：卫生工作报告，生产情况报告，月终生产报告，贯彻婚姻法总结报告，信贷社贷款工作情况报告等。
村子里的组织机构也是庞大的。据统计，固定的组织机构有：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民主妇联会，人民代表会，政府委员会，和属于政府委员会的财粮，文教，优抚，生产，卫生，治安，武装等八大委员会；此外还有调解，水利，扫除文盲，转业建设（处理复员军人的生产、生活问题），贯彻婚姻法，宣传婚姻法，植树造林，生产技术，牲畜保健、保险、接产，民兵审查，俱乐部，学校建设，抗美援朝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支会；另外还有信贷社，统计组，税务组，发行站。共计三十三个组织机构。临时的组织机构有：查田定产、农业丰产评比、棉花收购等四个委员会。每个组织机构少则三人，多则七、八人至十余人，最多的达到一百十七人（如生产委员会，有委员十五人，大队长七人，组长四十三人，指导员四十三人，会计、书记等九人）。全部组织机构需要组长以上的干部四百八十七人。据干部统计，该村人口一千五百人，除去老、小、残、病等人不能任职外，约有五百人可以任职，这样，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个职务。但是实际上任职的只有二百三十人，还缺少干部半数以上。
解决干部不足的办法是兼职。主要干部兼职最多。支部书记、村长每人兼职达十六种。妇联会副主席高芙蓉也有十三种兼职。青年团支部书记韩克让，党支部委员张月顺、宋佩封，武装队长宋佩成等，每人都兼职十种以上。
干部兼职多了，开会受训也就多了。据今年三月份统计，干部到省、专区、县、区开会受训的有一百三十人，每人出去的时间少则三、五天，多则三、四十天，每人平均出去以十天计算，一百三十人就出去一千三百天，等于四十三个人完全脱离生产一个月。主要干部开会受训的时间最多。妇联会副主席高芙蓉从去年十月中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地委召集的宣传员代表会十天，参加县劳动模范会十一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七天、县妇女代表会六天、养鸡能手训练班三天，另外参观、开会二十二、三天；过了年，到县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贯彻婚姻法会议四天，青年、妇女会贯彻婚姻法会议四天；回村后，连续召开贯彻婚姻法会议，包括老汉会、光棍会、寡妇会、老婆会、青年会、女子会和群众大会。这些会议把高芙蓉弄得头昏脑胀。去年她在地委会和县的领导机关连续参加了五、六个会议，回村传达会议内容时，把一大半都忘了，有些会议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她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今年三月，开会误工八十七天。此外党支部书记、村长、团支部书记等主要干部，每月开会都要误工十天左右。
强迫命令和假报告
干部的工作任务既然这样繁重，他们怎样进行工作呢？有一次，我向一个主要干部问道：
“任务这样多，能够完成吗？”
“能完成了。”
“怎样完成？”
“这……很难说。”
“很难说”三个字，透露出部分村干部常常采用的一种极不正确的工作方法。这里举皇元贵推行小麦保险工作的情形作例子。
皇元贵是保险委员，又是互助组长。保险公司要他保证本组的小麦百分之百的保险，以便推动全村的小麦保险工作。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因为保险公司规定小麦按六成年景保险，群众认为再不好的年景也有这样的收成，根本用不着花钱保险。上级强迫保险，等于每百斤麦子白出七斤麦子的保险费。但皇元贵害怕完不成任务受批评，到底使全组十多户的一百一十亩小麦都保险了。我问他怎样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说：“现在不能强迫命令，自然是动员的。”我说：“怎样动员呢？”他说：“慢慢的来，把他说住。”他介绍了动员青年团支部书记韩克让的父亲时候的情形。开始，韩老头不愿意保险，他说这是白花钱。皇元贵就给他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道理，他还是不愿意保险；又给他谈两个社会的对比，叫他翻身不要忘本，他还是不愿意保险；动员到第八次，提出保险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为了爱国；韩老头只好说：“好吧，保险就保险吧。”皇元贵说：“我刚出了他的门口，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爱国，爱国，爱国也不是这样爱法呀。’当然，他的思想还是不大通，但他既然当面答应了，也就算了，那还能让思想通透呢！”我问皇元贵对于小麦保险有什么看法。他笑着说：“说实在话，小麦保险百分之六十的收成，那里还用得着保险呢？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是不大通的，可是我是个带头人，不通也得通呀。”
有些干部有时候实在完不成任务，于是就作假报告。
今年二三月间，区里指示，五天要汇报生产情况一次。汇报的内容，除了一般的生产动态，还有每户的农事活动统计。统计的项目，包括全、半劳动力数，各种畜力数，各种肥料推销数，各种积肥数，棉田的耙、翻、犁数，棉籽的粗选、精选、翻晒、浸泮数，互助组的整顿数，等等。共有几十种。村的生产委员会把任务布置到七个互助大队，大队布置到四十八个互助组，组布置到户。可是五天汇报一次，时间太短，常常是这次的材料还没有搜集，下次的汇报时间又来了。而且群众白天劳动一天，都不愿意在晚上开小组会汇报材料。生产委员会为了按期进行汇报，就不再把任务逐级布置下去，而由几个干部把任务包揽起来。一个生产委员说：“按道理说，是要逐户统计的；可是全村三百多户，咱们几个人跑断腿也来不及统计，没有办法，只好估计。”
生产自流
成天忙于这些工作，怎样进行生产呢？我曾经和张德正（党支部书记）、韩克让（团支部书记）、宋培封（党支部委员）杨绍堂（劳动模范）等谈到这个问题。他们说：咱们也知道生产工作重要，就是忙得抽不出时间来领导。他们说，村里全村四十八个互助组，因为没有整顿，有三分之一流于形式，有的党员还在变相雇工，在其他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盲目冒进的影响下，许多互助组员生产情绪很不安定，有的人把牲口卖了，有的人不愿意购置农具，有的人不敢多买肥料……。
四月五日，村公所接到区上关于第二季的农业生产安排的通知，要求村里进行下列的工作：犁棉花地，送粪，选种，小麦追粪，防止病虫害，修渠打井，水土保持，结合物资交流推广水车、步犁、肥料、药剂，植树造林，配种繁殖，制定生产计划，开展增产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和学习技术的宣传运动，制定整顿互助合作方案等。这个通知到达村公所后，干部还没有看见，村公所书记就照原文写在黑板报上，算是布置下去了。干部们说：“公事天天有，忙得顾不上看，让书记去办就行了。”有的群众反映说：“说的不错，就是不好办。好比小麦上追肥，这能顶事？推广先进经验，那有什么先进经验？要求制订生产计划，怎样制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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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五多”的现象，对干部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严重地影响到当前的生产工作。这个问题的产生，当然不能由区、村负责；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清除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统一安排和布置任务，精简公文，安排和节制各种会议，精简组织机构，提倡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