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与爱因斯坦 [复制链接]

第11版(教科文专版)
专栏：

　　周老与爱因斯坦
许良英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病逝。周老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利用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满六年休假一年的机会去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研究相对论，参加爱因斯坦所主持的讨论班，与爱因斯坦有交谊，在获悉噩耗后，于四月二十一日给爱因斯坦家属发了唁电。
同时，周老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物理学报》上。在这两篇文章中，周老不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而且对他的政治表现也做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五十年代初，苏联和民主德国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浪潮，我国出版物也不时出现给爱因斯坦戴上“反动”帽子的情况。周老凭着科学家的良心抵制了这股逆流，公开为爱因斯坦辩护，澄清了学术思想界的一些混乱。一九七三年，周老曾带着激情地讲过北京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一些情况。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召集一些知名科学家讨论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准备的《相对论批判》稿。周老得知陈伯达打算把这篇批判稿交《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立即找科学院负责人，严肃指出：不宜把这样的文章拿到全国刊物上公开发表，否则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一九七○年四月三日，陈伯达窜到北大，鼓吹批判相对论。周老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狭义相对论搞不动。
周老怀着深切的情思回忆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同爱因斯坦相处的日子。爱因斯坦在他亲自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中，热情地鼓励我们青年人努力工作，真诚地提出意见，并且能够虚心地听取青年人对他的工作的意见。他谦虚、淳朴，对人和蔼可亲，生活非常俭朴。周老说：“他同我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当时我政治觉悟不高，未能完全领会他的思想，对自己国家人民的苦难也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受。”周老这段带有自责性的谈话，使我十分感动。周老说，爱因斯坦和两个助手研究运动理论时，他问爱因斯坦：你的理论中所用的坐标是属于哪一种空时的？爱因斯坦没有回答。
周老对爱因斯坦一向十分敬仰，但在坐标意义这个问题上，他不赞同爱因斯坦的见解。爱因斯坦于一九二一年明白地说过：“在狭义相对论中已下了物理定义的ds（即测地线的距离“度规”——引用者）这个量，在广义相对论中仍然保持着它的意义。但坐标本身失去了它们的直接意义，它们退化为仅仅是没有物理意义的数，它们的唯一用途是标记空时中的点。因此，在广义相对论中坐标所起的作用，就像在曲面理论中的高斯坐标一样。”周老经过多年反复思索，认为广义相对论中的坐标也应该具有物理意义，认为广义相对论的空时同狭义相对论的空时一样，都是明可夫斯基空时。（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附图片）
一九八七年五月周培源（右一）赴联邦德国参加“国际湍流研究前景学术讨论会”与日本谷一郎教授（右二）和联邦德国洛塔教授（左一）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