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美国战俘的迫害者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谁是美国战俘的迫害者
黄钢
不久前，我在朝鲜碧潼战俘营看见了美国战俘，他们多半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上月份表，预计着回国的日期，并早已计划好：回国的第一天，先和哪一个亲爱的人儿见面，怎样去布置全家团聚后的第一次野餐……。现在，当美国病伤战俘带着感激的心情和对和平的希望离开朝鲜，被美国军部用飞机从东京秘密地运返美国，并受到变相囚禁的时候，这些一再被克拉克称呼的“美国孩子”们，方才发现自己的一切计划都是一种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庆幸朝中被俘病伤人员陆续回国，恢复了他们自由幸福生活的同时，又不得不以严肃的心情，去注视美国战俘归国后的命运的缘故。
现在，来自美方的全部材料都已表明了：虐待迫害美军战俘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国防部，正是华盛顿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正是美联邦调查局的“远东调查官员”，以及“其它有关的军事部门”；正是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蹂躏了美国战俘的人权，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美联社记者巴纳德，第一个直接透露了这种材料。他在东京的报道中说：某些遣返的美国战俘“还是没有获得自由。在某种意义说来，他们现在仍旧是‘俘虏’。”他们“被关在美国陆军医院里，禁止与外人接触。”原来，战俘们被遣返前，美国陆军当局就已经准备好：要以“大街上好看的东西”及其他等等“办法”，实行对于美国战俘的所谓“改造”计划，以便“使他们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能恢复原来的美国方式”，也就是说，要战俘能在一切方面附和美国政府的看法。为了有助于这一点，他们煞费苦心地布置了“一群美国妇女”到汶山，说是要先用妇女来与这些“美国孩子”们见面。可是，在实行上述计划过程中，“妇女们”与所谓“大街上好看的东西”也不能给予美国军部的特务统治以信心，因此，据巴纳德讲来：美国战俘们在运抵日本时，竟不能在“灯光灿烂的，或者说是富于诱惑力的东京市内”去“观光这个城市”——他们不可能得到离开美国陆军医院二十四小时的自由。这之后，美国战俘们就被人从东京用飞机在严格保密的情形下运返美国，而在那儿等待他们的，那就是美国陆军当局对他们继续进行的“严格的质询”，美国情报人员们对他们继续施行的“广泛的谈话”，以及美国国防部要给予他们的“特别的注意”——在专门装置的“特别设备下”，进行特别的所谓“心理上的矫正”。
这就是五角大楼“缜密研究”过的，宣称要给予美国战俘们的“豪华的待遇”！当忠实于自己记忆的战俘们要讲出对朝中方面人道的待遇之前，他们身份证上已被盖上了“不准会见记者”的印戳。
这就是美国高级陆军“精神病专家”所声言的：对于美国战俘返国后的“自然的对待”！当他们遣返归来，首先被美国特务机关臭名远扬的反间谍队所包围的时候，第一样要做的事情是“被要求在一种表格上签名，使他们对官方的保密措施负责”，就是说，要对进行细菌战的保密措施“负责”，绝不许说出美国军部在这方面的劣迹与罪行！这就是美国陆军军医处所主张的：美国战俘的家属们对战俘的归来“不要对他们有过分的款待”！因此，绝大多数是身心健全的美国战俘回国后，还要关进那费城的熔炉谷陆军“医院”，而不得马上与自己亲爱的家人朋友们见面。
这就是克拉克所预告过的，对于美国战俘们的“考验”。克拉克曾经公开地威胁道：如果有哪一个美国战俘敢依据自己正直的良心来向社会吐露朝鲜战争、个人遭遇的真象，以及和平的愿望，那么，就“可能毁坏他的名誉、他的家庭和他的前途。”
尽管美国官方对迫害这批朝中方面人道待遇的见证者的布置，是显得如此的“严密”，但他们的钱斯伯陆军准将，还是在华盛顿发出并不乐观的呼声。他预言道：“遣返的美国战俘中的大多数，将在心理上适应美国‘自由生活’时遭遇到一些困难”！钱斯伯是美国现任陆军军医署精神病与神经病医务处处长。他聊以解嘲地想模糊和减轻美国战俘对朝中方面宽待政策的深刻影响，他劝告美国的人们对他们战俘的看法，应当把他们看做“他们只是到附近药房去逛了一下而已”。
诚然，钱斯伯陆军准将悲观性的“预言”中，有着它正确的成分；这不是因为美国士兵之被俘“只是到附近药房去逛了一下”，而是因为朝鲜战场上两年多现实生活的教育，再加上遣返后立即遭到的剥夺了一切人权和自由，促使他们对于美国的“自由生活”的态度，采取一种与美国官员们大不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因为是基于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是亲身经历和印证过的真理，所以，尽管美国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头疼，也是势难“矫正”或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