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历史——写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历史
——写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
邱敦红
胡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作为他最后一任秘书、或者说是他一名不合格的小学生，我对他的追思和纪念，无疑不是一般生离死别后的痛苦和伤感。
乔木同志作为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他的学术领域是什么呢？我以为首先是历史学，或者确切的说是中共党史学。这不仅可以从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时填写“党史学者”得到证明，而且他一生的治学成果和奋斗足迹都与我们党的历史有关。１９４１年２月，他调到毛主席身边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毛主席校对《六大以来》（这是一部供党内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党内重要文件汇编）；以后又协助毛主席编辑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同样性质的文献集。这就促成乔木同志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党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就为他１９４５年参与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准备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不久，仅用了一周多时间，他就写成了著名的当时作为党内教材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尽管他后来并不满意（一直不同意再版），但我多次听到不少人对他说，是受这本书的启蒙教育长大的。后来，为了写出一部好党史，仅我知道的他找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谈话就达十多次，直至建党７０周年之际写出了使他比较满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两本书。为了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写好《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与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达３２次，记录稿约２０多万字。在他现存的文稿中，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包括他为建党７０周年写的最后一篇力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他在癌转移、全靠吃化疗药和“兴奋剂”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拚老命写的”。
很多人都知道乔木同志参加编辑和修订《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工作，却很少人知道他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出版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周恩来传》和他的文集、《刘少奇选集》、《朱德年谱》等，出版前没有不送他过目的。他还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和有关专著。薄一波同志的重要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他在做完手术后不久还坚持对样稿仔细看了两遍。他一生为中央、为毛主席、为其他领导人、为包括新闻宣传部门在内的中央机关，究竟写了或由他主持写的东西有多少，现在还得不出准确的数字。他参加起草的鲜为人知的《共同纲领》、第一部《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十二大报告，和收入他文集第一卷的１２６篇社论，绝不是他工作的全部。
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党中央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别人著作的名义、以党报社论的名义出现的，人们没有也不可能从中找到“胡乔木”三个字。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撰稿人，他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史研究和重要文献的起草、编纂事业，同时也给自己写下了一部没有署名的历史。
我到乔木同志处报到的那天，他领我到书房找毛主席和郭沫若给他修改的诗词手稿（因为当时要出版他的诗集）。实在说，第一次看到个人有几万册藏书，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在他看过的书中，对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选、中外思想家的名著、古典诗词、中外文学名著、古今中外历史名作等尤为博闻强记，常常要我们查找的内容与他实际记得的篇目章节一点不差。自然科学、现代科技、思维科学、语言文字、考古、地方志、现代诗歌等方面的书，他也读得很多、很深、很细，往往越是我们看不懂的书，越是他最感兴趣、最爱读的书。可能是读得太多的缘故，我感觉他读书有一种特有的灵感，一望便能抓住要害，知其深浅好坏，有时也把他认为好的书“推荐”给我看，并要向他汇报读后感，至于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我看的就更多了。这种每天必须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７日，他鼻子插着氧气管、嘴上戴着呼吸罩，还用颤颤巍巍的双手终于翻完了《人民日报》一至八版，就在这天晚上他才最后停止了学习、思考和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乔木同志酷爱读书、勤奋笔耕和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确使他成了学贯中西古今的大学者和辞章家。１９８７年７月中旬，我第一次随他去北戴河，在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他给中央写了两封关于哲学问题的信，谈及了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约里奥·居里，英国生物学家海登，“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系统论”的主要创始人美籍奥裔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等人的哲学倾向，对“自然辩证法”、“哥本哈根学派”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在近现代科学家中的影响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有一次他与音乐、戏曲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其中讲到的关于如何“广开乐路”，严肃音乐如何在国内生根和发展美声歌剧，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剧的改革，支持严肃艺术和提高青年听众的审美情趣，以及商业性演出等问题，在文艺界的一些专家们看来也是很内行的。记得还有一次他要我誊抄他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老先生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的修订意见，密密麻麻的修改、补充和旁注使吕老深为感动。他对新中国的文字改革、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博物馆建设、地方志编纂等工作的突出贡献，在有关各界是公认的。他的散文、杂文和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在学界、诗界也有一定影响，不少专家名人为之著述作注。
乔木同志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他写文章不仅内容求深、语言求新、形式求美，而且可以说很少有真正的定稿。构思时间很长、出手很快、修改反反复复，是他写文章的三大特点。常常发过的文章，不管别的报刊转载多少次，他总有新改动，而且往往在排印过程中还让我们打电话修改某些句子和提法，足见他真正是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所以由他主持起草中央重要文稿反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即使为他代拟一封短信，往往也要反复多少遍，更不允许出现文字错情。
乔木同志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从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他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散步时也在思考。一有想法，就随时写在便笺、台历、信封上。他从来不问钱和家里的事，一心只有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事业，忧国忧民之心是他的党性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交织在一起的。不管在不在职，也不管中央采不采纳，他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建议信，从来没有他个人的要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留给家里的话是，希望子女要求进步。这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一般人看来也许认为活得“太累”、太不值得了，但我以为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已经达到的精神升华，我敢说他是真正最富有的人，最幸福的人，最能赢得未来的人（就历史的意义而言）。（附图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实况。
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