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散文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与散文
臧克家
２０年代初，我读初中的时候，思想与爱好方面，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订阅了好几份文学杂志，读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自己也开始学习写作，诗歌、散文双管齐下。１９２５年发表于著名杂志《语丝》上的一篇短文，比我正式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早了四个年头。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读书期间，诗作丰收，但散文写得也不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美帝欺侮中国工人的《文明的皮鞭》，在《中学生》、《太白》、《申报·自由谈》上可以找到我的作品。这些文章，都是兴来漫笔，短小而不乏情趣。大学毕业后，我到山东临清中学教书，教书之余仍致力于散文创作，这一时期应该特别提一笔的是《老哥哥》、《六机匠》这两篇充满热情的文章，为人所称道，可以说是我３０年代的代表作品。１９３９年，我将３０年代的大部分散文作品结集成书，题名《乱莠集》，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整个３０年代，散文产量还是不少的，其中的《野店》、《蛙声》、《嫁女会》，至今还被选入各种散文选本之中。
抗战烽火燃起，我一身戎装到了前方，写了一些报道性质的散文。这些文章，全是写于战争间隙，匆促执笔，难免草率，留下来的很少。台儿庄大战，冒着敌机轰炸，我三进这个寨子采访，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写成了《津浦北线血战记》这本小册子，由李宗仁写了长篇题句，不到一个月就由汉口生活书店出版了。这本书，成了我散文创作的第一本集子，它是报道，文学价值不高，但有史料价值。记录战地生活的《随枣行》，情况也大同小异，倒是其中一篇极短小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人物生动，被选入了课本。
１９４２年，我从前方到了战时陪都——山城重庆。有闲，却缺钱，生活逼着我写文章。回忆过去的生活，一些人物形象在心中栩栩如生。我写了回忆闻一多先生的《海》，它有海一般的深情。我写了《山窝里的晚会》。重点是：我写了《我的诗生活》这本小书。它篇幅不多，但含蕴深厚，字句简练，笔下有情，受到读者重视。
全国解放以后，我的散文兴致，达到高潮，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自道：“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了。朋友与读者一个声调地评说：“散文胜于诗”。我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断》、《纳谏与止谤》、《写作，可贵而难能》等文章，都被选入中学课本。
近几十年来，我笔不停挥，写了很多回忆录、记友情的抒情散文，也写了不少文艺随笔与评论的短文。我写抒情散文，侧重于人物的描写。纪念朱总的《怀念逐日深》，还有《陈毅同志与诗》、《老舍永在》、《得识郭老五十年》、《剑三今何在》，追念何其芳同志的《抬头看手迹，低头思故人》，沉痛悼念茅盾先生的《往事忆来多》，记叶圣陶先生的《昆仑飞雪到眉梢》……这样一些文章，写的时候，感情深厚，眼中含泪，心潮起伏。我写散文，写诗，写文艺随笔，写评论性的文字，都要求精练，力求写出独特风格来。
我写散文，题材是多样的。但坚守现实主义原则，强调写现实生活，写可敬可亲的人物，从他们的身上学习高贵品质，以期发生教育作用和好的社会效果。我很少写游记，写风景，《镜泊湖》、《青岛解放我重来》等虽然是写景，但主要在抒情。我的心不在山水花草之间，而在人民大众的海洋之中，在伟大时代风云变幻之际。
任何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无不受他的文艺观的指引。这种文艺观的形成，与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志趣与修养有关。我生于穷乡，眼看苦难中的贫民，辗转于生死线上，而富贵之家，良田千顷，坐享洪福，对这种状况，我心怀不平。以后，受到五四运动、武汉大革命的影响，生活上，遇到过种种苦难与艰险，确定了我以写作为战斗武器的观念，歌颂好的，抨击坏的。从二十几岁直到现在，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之下，决不动摇，在任何歪风面前，决不弯腰。这情况，在我的文艺随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生长于一个文化家庭，１０岁就能背诵６０多篇古文，几十首古诗。大学时代，我圈点过《四史》，特别是《史记》，对我散文写作的“文风”与“文采”有极大的帮助。现在，对散文的议论纷纷纭纭，我个人的看法只有几句话：散文不散，精心锤炼。生动活泼，亲切耐看。抒情散文，更应充满诗的气氛。
我写的散文，题材与所写对象各异，表现方法也就并不相同。譬如写郭老、茅公，记述长期的情谊，长近万言；而写其他一些朋友的，就比较短小精悍；同样是写叶老的两篇，因为所取的角度不同，就各有情味。我写散文，很注重细节。细节，好似小事，但它能真实自然地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格与人品来。
年近九十，来日无多，在总结几十年创作历程的时候，我觉得：３０年代初，诗多散文少，“诗压散文”；到了晚年，翻了个个，“散文压诗”了。原因何在？诗，生活是土壤，年老了，难以下到生活的海洋去了，激情少了；散文，可以怀人，可以忆旧，可以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也可以品评作品，说出自己的见解。总之，可以抒情，可以明志。希望它能在新的时代里起点鼓舞人心的作用，给人以美感享受，这是我的心愿。
１９９３年２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