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
汪敬虞
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就是要使中国工业化。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旧中国的统治者，从满清政府到国民党反动派曾经举办过一些工业，然而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经有过工业化的主观愿望，然而，这些愿望也终归于失败了。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他接着说：“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一○四页）毛主席的指示，对于那些曾幻想在旧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人，曾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为了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需要温习历史。
早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满清政府就有一批所谓洋务派的官僚创办新式工厂，如“火药局”“枪炮厂”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军火武器，以镇压当时的人民革命运动。八十年代以后，官办工业逐渐扩充到一些有利可图的民用工业，同时对于刚才萌芽的民间自办的工业，进行掠夺和侵占。
中国新式工业萌芽期，规模较大比较能获利的企业，首推棉纺织业。洋务派为了侵夺这类企业，就实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举例说，一八九○年开车的上海织布局，本来是纯粹商办的，经过呈请李鸿章核准，就被变为“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以不足商股二分之一的投资，强夺全厂的管理大权。一八九二年开车的湖北织布局，本来是纯粹官办的。后来因为资本的不足，不得不实行“官商合办”，但商股不独不能参与工厂的管理，并且连资本也被张之洞挪去办了湖北铁政局和枪炮厂，多年没有着落。一八九三年上海织布局被焚，李鸿章眼看纱利极厚，马上又办起一个纱厂来，定名曰“华盛纺织总厂”。硬把纯粹商办的裕晋、大纯、裕源三个纱厂收为华盛的“分厂”。这也叫做“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就是干涉分厂的营业，并强令分厂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这就是新工业萌芽期的情况。截至一八九五年止，中国共有纱锭十七万四千余枚，没有一个锭是逃得了“官”的魔掌的〔一〕。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维新运动的首领改良主义者康有为、胡燏棻代表了萌芽的资本主义，要求满清政府“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而支持变法的载湉，也就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中国的民间工业正式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但当时开辟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已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而且是这些国家输出资本的场所。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一四年的短短二十年中，英、俄、美、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就达到十万万七千万美元〔二〕。这一段时期中国新修了九千七百公里的铁路，其中有三千九百公里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其余的则因借款关系也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控制〔三〕。煤产量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万吨，但有五百一十万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其余也多半脱离不了帝国主义者的关系〔四〕。上海一地的发电量，计三万七千瓩，有两个外国电厂便占去二万七千瓩〔五〕。上海纱锭计四十八万八千余枚，而属于外国八个纱厂的就达三十三万九千枚〔六〕。这一切说明了二十年间，帝国主义的强大资本已经成为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力量。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权又和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妥协与勾结，而此时的民间工业，和封建官僚、买办的关系，非常密切；民间工业资本，有一半以上来自地主、官僚财产，许多创办工厂的人，本身就是接近大封建官僚的官吏、商人、买办〔七〕。他们缺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他们在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二十年间，在中国工业上所表现的，不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殖民地性质的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除了日本、美国以外）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些发展，特别在轻工业方面，有比较迅速的扩充。如纱厂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间，增加了五十四家〔八〕；面粉厂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间，增加了一百一十七家〔九〕。但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侵略，却更乘机加紧进行，互相抢夺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市场。特别是日本，它以政治上的攻势为后盾，从东北到华南，展开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除开直接投资于工业以外，还采取借款和合资的方式，楔入中国民族工业。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的四年中，仅中日合资的煤矿就有十一个单位〔一○〕。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两年中，它在所谓“合办企业”中的资本，就增加了三千万元〔一一〕。战争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都迅速恢复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在棉纺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两年内，在上海就新设了六个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三个公司，此外，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更增设了五个纱厂和一个布厂〔一二〕。和这种情形相对照的，是在华商纱厂中，有四个厂为日商所兼并，两个厂为美商所兼并，三个厂出租出卖，八个厂清算改组〔一三〕。整个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下来。
在民族工业普遍萧条的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再一度感到了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它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随即退出了革命，附和了背叛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国民党来扶植他们的工业。后来，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危害到他们生存，他们又幻想以“民营”与“国营”的配合发展来保存自己。然而这一切幻想都破灭了。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附和国民党以后，封建的束缚不是解除而是加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少而是加深。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一段时期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由十万万七千万美元上升到二十四万万九千万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半〔十四〕。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东北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内地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一天一天的严重。下表是一九三三年十种重要工矿产品中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对比情况：产品 单位华资 外资外资与华资的百分比电力 百万度 531 891 168煤千 吨 11，494 7，309 64铁千 吨 127 600 472翻砂 千元891 1，067 119造船 千元3，8043，530 93棉纱 千包1，617656 41棉布 千匹9，04014，425 160卷烟 千箱518 685 132火柴 千箱666 69 10肥皂 千元7，0463，835 54
资料来源：
电力：“电气事业”，第三页。
煤铁：“矿业纪要”（第五次），第三十九页及一百八十一页，包括合资以及因借款受外资控制者在内。
棉纱，棉布：“中国纱厂一览表”，一九三三年。
卷烟，火柴：“统税物品销量统计”，一九三三年。
翻砂，造船，肥皂：“中国国民所得”，下册，第三十五、四十九、七十七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许多工矿业部门中，外国资本的势力是大大超过民族资本的。而且，外国在华工厂的生产，是质量比较高的产品，表中的数字如果全部以产值计算，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同时，外国工厂的生产，又是带有垄断性的大规模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全国各华厂发电量的总和〔一五〕，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厂的产量〔一六〕，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厂产量的一半〔一七〕，必须考虑到这一些事实，才能充分理解外国资本对民族工业的压迫程度。而“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业并没有任何保护，相反，它以税收等方式加重地摧残了民族资本（如卷烟统税率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由百分之二二·五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八〕，保护了外国资本（如棉纱统税外厂负担轻于华厂）〔一九〕。如果我们以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作为一个阶段，要说明这一阶段中民族工业是繁荣还是破产，那么只须把这一阶段和前一阶段作一比较，事情就很清楚。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最萧条时期，纱厂停工纱锭达到四十万枚〔二○〕，而在后一阶段，停工纱锭则曾经达到一百五十九万多枚。〔二一〕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国卷烟厂集中在江苏一省的达到一百八十二家〔二二〕，而至一九三二年则缩减为六十家〔二三〕。“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二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有过依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发展中国工业的想法和做法的人，应该从毛主席这一段历史的总结中得到教训。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北部和东南部的工业区，大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块广大的殖民地上，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它独占了百分之六十三的华北煤矿产量和百分之五十五的华北煤矿资本（一九四三年）〔二四〕，百分之六十二的华北工业生产和百分之六十一的华北工业资本（一九四二年）〔二五〕。它把剩余的中小工矿，名义上作为“中”日合资企业，实际上是使“中”资受着日资的控制。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在殖民地上公开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起来，妄想取得合资企业中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的投资。在殖民地区域作为宗主国附庸的工业，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是那些和宗主国“相克”的工业，却被禁止扩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官僚资本发展、膨胀以至垄断整个后方工业的时代。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魔掌之伸入工业，是随着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同时开始的。在抗战以前，它的势力还来不及迅速扩充，截至一九三五年止，官僚资本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以上〔二六〕。抗战以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使后方工业面貌发生了激烈的变更。以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为中心，官僚资本垄断了煤、铁、电力、机械、化学以及有色金属等重要工矿部门。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省、县级政府，各战区机构以及四行所经营及投资的工厂，就迅速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其中机器制造工业高至百分之七十三，化学工业高至百分之七十五，电力和电工器材工业高至百分之八十九，冶炼工业高至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二年）〔二七〕，汽油、煤油、以及有色金属如钨、锑、锡、汞、铜、锌的生产，完全为官僚资本所独占〔二八〕。抗战胜利以后，日伪工矿企业全部为国民党所攫取，官僚资本所垄断独占的面积更加扩大。除了重工业以外，轻工业中如棉纺织、缫丝、制糖、制纸等部门，也渗入了庞大的官僚资本。以棉纺织业为例，国民党的中纺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就独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九的纱锭，百分之六十八的布机，百分之三十九的棉纱产量，百分之七十四的棉布产量〔二九〕。官僚资本在这一时期的迅速膨胀，从下列十种重要工矿产品中官僚资本所控制的产量的增长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表中数字，一九四一年只包括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系统下的企业，一九四六年只包括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系统下的企业。）
产品单位1941 1946 增加倍数
电 瓩 10，988 920，505 82．8
煤 吨 750，741 2，197，000 1．9
焦 吨 42，001 54，000 0．3
铁 吨 9，48015，114 0．6
钢 吨 134 7，53655．2
　　汽油千加仑 243 5，05819．8
　　煤油千加仑 113 2，30419．4
　　酒精千加仑 1，6533，3921．1
　　棉纱件 27，843 426，403 14．3
　　棉布匹 493，786 9，500，000 18．2
资料来源：
1941：国民党经济部编，“后方重要工矿产品 统计”。
1946：棉纱、棉布：“纺建要览”。电力：“中华年鉴”，第一五三八页，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丁、二十五页。其余七项：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编，“附属事业历年主要产品生产量”。
必须指出，这种庞大的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独占是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工业独占，是在绞杀民族资本、绞杀全国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独占。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进行工业独占活动的主要机构——资源委员会，最初就是直接隶属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面。它一开始就带有军事的性质。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系统下的工业所出产的钢铁、机械、电工器材以至有色金属大多为满足兵工上的需要。例如电工器材厂和电机厂主要装配军用电机和电话机〔三○〕，钢铁厂大部由兵工署主办〔三一〕，铝、锌生产有百分之九十归兵工署直接支配〔三二〕。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预算中，在“建设专款”的掩饰下，以巨大的款项从事军火生产，积极准备内战〔三三〕。这说明国民党进行工业独占活动是为了在军事上巩固它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
国民党独占工业的买办性，从它自始就依靠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实上，就可以看出来。资源委员会的资本来源就是以稀有金属矿物为抵押向美帝国主义借来的。其最初创办的事实，如炼钢、炼油以及电工器材等，就不得不求取德国、美国乃至瑞士的“合作”〔三四〕。日本投降以后，官僚企业从资本、技术以至器材供应，都完全以美国为靠山，和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完全没有两样。在这种情形下，官僚企业的生产，只是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上面提到的被官僚资本所全部独占的钨矿、锑矿，每年都大批输至美国，而中国所需要的钨丝、合金钢，则需仰赖美国供给。这就可以证明官僚资本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而不能使中国工业得到独立的发展。
国民党的工业独占，又是在绞杀民族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官僚资本在其成长的初期，就已开始对民族工业资本进行了残酷的兼并；另一方面，国民党对民营工业，无论在生产上，在运销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统制办法，窒息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排斥民族资本进行工业独占以后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本身却变得非常糜烂腐败。所有官办工厂，在只知搜刮剥削的官僚们的经营下，生产能力日益减退。以中纺公司为例，它所属的三十八个纱厂，每日产纱率，只达到标准产纱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抗战前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百分之五十七〔三五〕。只须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官僚资本是多么腐烂的了。
总起来说，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独占，只能是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社会生产力更加衰落，它把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后推转，它是历史的反动。
这就是中国近百年来许多人“工业化”的空想所遇到的残酷现实。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在推翻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我们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我们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使之为人民所有，我们完成了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工厂中的民主改革，改变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城乡物资交流，创造了广大的国内市场，由此我们有了完成我国工业化的理想的条件。工业化，这首先要求重工业的发展；要求以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新中国工业三年来的恢复和发展已充分表现了它的优越性。仅仅三年时间我国许多基本工业，除了煤只稍低于过去最高年产量之外，其他都已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量的比例已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生产手段的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很低，而一九五二年生产手段生产的比重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中纺公司在国民党手中，每个锭子每天只能出纱零点四磅，在人民的手中就迅速地提高到一磅，而且还在继续提高，这只是新中国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一个例子。生产力的解放，使我们有可能迅速从国内、从企业内部累积我们所需的建设资金。今年国家预算中的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已经超过国民党最高一年的“建设”支出的十二倍〔三六〕，我国国营企业的收入，在过去三年中提高了七倍，已经成为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一切，说明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说明了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的中国的不可战胜。祖国的工业化对于我们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让我们满怀信心，努力前进！
附注〔一〕以上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页八七—八八。
〔二〕Remer，Foreigninvestmentin China页八三。
〔三〕交通史路政篇。
〔四〕李一诚历年煤产表（未发表）。
〔五〕根据一九三六年上海市年鉴。
〔六〕同〔一〕，页一一一及一一七。
〔七〕以中国征信所等机关调查的上海各业工厂成立历史及一九二二年以前成立的全国纱厂历史为根据（均未发表）。
〔八〕同〔一〕，页一五六。
〔九〕根据一九二八年经济讨论处的调查。见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页六三○。
〔一○〕李一诚“历年煤矿开设改组表”（未发表）。
〔一一〕樋口弘“日本の对支投资”，页一二一。
〔一二〕同〔一〕，页一四五—一四六。
〔一三〕一九二七年五月纺纱厂宣言，见“国闻周报”四卷十九期。
〔一四〕同〔二〕。
〔一五〕“上海市公用局统计年报”。
〔一六〕“统税物品产销统计”。
〔一七〕“中华民国实业名鉴”，页六九五。
〔一八〕“财政年鉴”（第一编）上册，页九四九。
〔一九〕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页二三八。
〔二○〕同〔一〕，页一五六。
〔二一〕同〔一〕，页一七六。
〔二二〕“中国实业志——江苏省”，页四一二。
〔二三〕同上。
〔二四〕佟哲晖“战时华北煤矿”，“社会科学杂志”十卷一期。
〔二五〕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九卷二期。
〔二六〕根据国民党实业部之调查，转见翁文灏“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新工商”一卷一期。
〔二七〕以上见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页五及页十二。
〔二八〕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后方重要工矿产 品统计”，页三。
〔二九〕中纺数字根据“纺建要览”，页五四—五五，全国数字根据“纺织工业”页四二—四三。
〔三○〕“资源月刊”一卷一期页十三。
〔三一〕“资源委员会季刊”六卷一、二期，页一○二。
〔三二〕同上，页五五。
〔三三〕“财政年鉴”（第三编）第三篇、第二章、页十九—二七。
〔三四〕钱昌照：“两年来创办重工业的经过及感想”，“新经济”第一期。
〔三五〕根据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及“纺建要览”所载之数字计算。
〔三六〕根据一九三七年的数字折算。参阅财政年鉴（第三编）第三篇，页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