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和党史工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胡乔木和党史工作
　　胡绳
胡乔木同志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８日逝世，到现在已经一周年了。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他在３０年代初，即在他２０岁左右的时候，就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党。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和成长起来许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像胡乔木同志这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并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就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我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间已开始和胡乔木同志相识。那时，他在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他曾几次到我住的“亭子间”来长谈。以后，在１９４５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到全国解放后，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
对于胡乔木同志，值得追思和纪念的事情很多。我这次想只就他和党史工作，特别是和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谈一下。
１９５１年，胡乔木同志为了纪念建党３０周年，只用一周多时间就独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
那时，他才３９岁，精力旺盛。他在延安已协助毛主席编辑过几本党史文献书，系统接触过党史材料，并且参与了党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所以他才能似乎那么容易地就写出这样一本书。但是，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这本书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党的历史的书。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对于许多老干部说来，是从多年“左”倾思潮压抑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精神焕发的时期。胡乔木同志正是这样。这时，他充分运用自己一生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带着他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立即投身于实践，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和本文题目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１年，胡乔木同志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党在４０年间先后做了两个对于党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历史问题决议。胡乔木同志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后一个决议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前一个决议大得多。他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精神，带领一些同志从最初设计，征求意见，到反复修改，直至定稿，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由始终参加这一工作的那些同志来叙述。我在当时只是极少地参加了部分工作。
第二件事是胡乔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同志（尚昆、一波、乔木同志）早就提出，在写出一部完整的比较详尽的中共党史以前，应该先写一本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１９９０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７０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
１９９１年１月起，我和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等同志，后来又加上王梦奎同志一起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修改定稿工作。虽然已经有党史研究室的许多同志提供的初稿，但是逐章进行修改定稿的工作还是费了许多精力。本来应该在７月１日前出版的这本书，直到７月２５日左右才在我们手里大致有了个定稿。这时我们面临着请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这部书稿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这本书。
这时，胡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休养。从北戴河得来的信息是，他现在精力很差。他要求我们考虑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并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于征求意见，修改得完善一些再正式出版。于是我代表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这件事。
７月２８日，我在北戴河和胡乔木同志会面。他的确神情疲乏，因为担心我们写的书达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我建议他看一下第七、第八、第九章的稿子。这三章写的是从１９５６年八大以后３０多年的事。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他表示同意，但说按他的身体状况，很难说定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这三章。我请他从容地看，不要妨碍他的健康。反正党的诞生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使我吃惊的是，只在两天后，乔木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他已经看完第八章。８月２日中午，他派人送给我他看过的三章和结束语，并且要我第二天去看他。他只用了不到５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部分２０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８月３日，我应约去看胡乔木同志。他首先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要我转告北京的同志。他还说，他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接着，我们还对他在书稿上提出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商酌。
批准出版这本书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在８月８日举行。在会上，胡乔木同志还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他说：“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在８月１５日由他亲笔写成。文论家钱钟书同志读到这篇题记后曾同我谈起，他认为这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文章。的确，胡乔木同志一生写的文章不仅以思想缜密为特点，而且在词章上也是很考究的。在他逝世的１３个月前所写的（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亲笔写的）文章，虽然是一篇短小的题记，却也显示出一个大作家的功力。
在８月１０日前后，胡乔木同志除了写这篇题记外，还陆续对他读过的几章提出一些补充意见，有些是书面写给我们的。他又读过第六章，也提出了些意见。我和写作班子的同志研讨他提出的意见，对书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直到将近２０日，才全部结束了定稿工作。
１９９１年８月底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出版后得到的反应固然证明像胡乔木同志在题记中所说的，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仍有许多读者提出书中某些应该修订的地方。大量的读者，包括身经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的老同志，对这部书表示首肯，这证明胡乔木同志支持出版这本书是正确的。而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这本书的编写者是不敢把它出版的，至少不是用现在这种形式出版。
胡乔木同志还抱病出席当年１０月８日在北京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举行的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他说，书出版后，他把全书看完了，因此现在可以比写《题记》时多说一点。他在发言中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赞赏和高兴，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评论。
这里，我还必须讲一下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时亲笔作的修改和根据他的意见进行的修改。虽然这些修改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举几个例子作代表，我以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修改不但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乔木同志对于党史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先讲第七章。第一个例子是第二节倒数第二段中，评论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书中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这句话中，“甚至无中生有的”这几个字是乔木同志加上去的。虽然只是加了几个字，却使这句话成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论断。与此相关的是，第八章第一节中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为题的一段中，最后一句话原稿是“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产生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和紧张气氛。”乔木同志对此批注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据此，这句话书中改为“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第二个例子是第三节中以《八大二次会议》为题的一段中，原稿有一句话评论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胡乔木同志显然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够。他在原稿校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后来他又重新考虑把这段话作了改写。乔木同志改写的这段话是：“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第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胡乔木同志一向主张历史著作中要夹叙夹议，而议论又不可太多。他为这本书所加的议论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第六节中在以《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为题的一段的末尾，提到周恩来和陈毅１９６２年３月在广州的讲话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原稿对此未作进一步的评论。胡乔木同志加了如下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这段话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也使人们看清了这个问题发展的前后脉络。
第四个例子是第八节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一段中，最后讲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胡乔木同志加上了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这句话也是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例子。
在第八章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一章，胡乔木同志做了多处的修改和补充。其总的意思都是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革命”。例如第三节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时，原稿中说：由此而揭露出来的“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胡乔木同志在这里接着加写了好几句话。他写道：“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是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例子也许足以表明，议论虽然不可以过多，但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有足够的鲜明性和彻底性。在第八章的末尾，原稿中说“‘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应该这样做的深刻教训”。乔木同志把这句话改成为“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
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的《曲折的经历》一节中，说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时，原稿中说：“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特殊地说，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胡乔木同志显然感到这里说得太简单，因此他在“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后，加写道：“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然后把“特殊地说”以下一句话改为“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内容丰富得多、充实得多了。
在《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一节中，胡乔木同志批注道：“需要有一大段话说明中国现在仍是落后的，与发达国家差距不但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危险，以强调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三步曲的紧迫感。”原稿中本只写“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就，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现在的书中，在这一句话后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加了一大段话，说明现在还落后，必须卧薪尝胆，急起直追，在世界形势严峻、科技迅猛发展的情形下，必须有这种紧迫感。这个补充显然是很必要的。
以上所举的虽然只是少数例子，但我想已足以说明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稿时是多么认真负责，多么仔细。而他那时是在病中。这场病终于在一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现在重看他当时阅过的、满布他的字迹的几百页校样，重看他为尽可能求得这本书的完善而写给我们的一些字条，我不能不感到他是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这本书付出一生最后的心血。
我这篇回忆胡乔木同志的文章，用的是他和党史工作这样的题目，但只说到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两三件事，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他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领导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晚年继续协助邓小平同志审订《邓小平文选》等著作，并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出了许多力。在１９９１年７月以前，他为纪念建党７０周年写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属于党史范围的力作。这些都是他所做过的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