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述要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述要
北京大学和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单位协办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１００多人。海内外几代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的主题，各抒己见，切磋讨论，反观传统，畅谈未来。
如何分析、评价儒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是会议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纠缠于尊孔与反孔两极对立的流弊，一些与会代表提出，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可以分疏为“仁学”和“礼学”两个层面。前者蕴含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精神，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后者则由于与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较为紧密，因此理应受到批判与冲击。历史上的儒家仁学经历了孔孟“仁者爱人”的爱的哲学、朱熹“仁则生矣”的生的哲学和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的哲学三大阶段，特别是后者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有些代表不同意将儒家思想归结为只重道德而轻视经济与科技的伦理型文化，并根据历史记载指出，从孔子到王船山的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道德和军事的基础来看待的；而且历代儒家学者中不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李约瑟曾公正地说，朱熹的科学成就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同时，从孔子到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无一不是吸收了当时本土和外来文化各流派的有益成分才构成自己的体系的，这说明儒学不是封闭型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表现了儒家作为管理哲学的本质。一些代表认为，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正己正人为途径。在当代东亚社会中，人们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了必要的选择、补充和阐发，使它在日本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发展的“企管精神”，在新加坡成为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救世药方”。对当代中国来说，经过认真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儒家管理哲学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的宝贵财富。另一些代表承认东亚某些国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源自儒家伦理的勤奋、节俭与诚信，这与韦伯所谓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确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也清醒地指出，东亚某些国家是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儒家文化传统才得以转化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而且其经济腾飞还有赖于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和正确的政府决策导向。因此，有些代表尖锐地指出，新儒家如何从传统儒学的“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唐君毅的“在自身上立根”还是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都无法架起“内圣”通向“外王”的桥梁。与会一些学者认为，对新儒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
中国本土哲学中唯一能长期与儒家既相抗衡又互为补充的哲学只有道家，近来学界有人倡言“道家主干说”，本届会议上也有代表提出“新道家哲学”论纲。谈到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有人直言《老子》是中国哲学的主根，而佛学、西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嫁接在中国哲学上，其砧木皆为老庄哲学。与儒家以共相为本相反，奉“道法自然”为最高原则的道家是以殊相为本的，因此能给予个体的存在、价值、权利与尊严以充分的肯定。在当今物欲横流、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失去“真我”和“精神家园”的人们在老庄反对人为物役、蔑视权力财富和名誉地位等世俗价值的批判精神中，在其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原始冲动中，发现了消除异化回归自然人性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发展轨迹和未来走向历来是中国哲学史宏观研究的基本主题，后者也是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抉择。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在明清之际以前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而从王船山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开始向主客二分和确立主体性的思想转化，开始重视自然科学和个性解放，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颇似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跨时代飞跃，舍此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然而，西方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已开始揭露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的弊端，甚至提出“主体死亡”的口号，企图以人与物的交融取代主客二分和主体性。面对这种国际思潮，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应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即经过而又超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从而达到与天人合一原则的结合，这也就是超越的诗意境界与民主和科学的统一。
一些代表在总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提出，应当自觉运用周易经传中的“通变之道”处理现代中国文化的安立与未来问题。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近现代中国哲学因应危机的文化模式历经了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诸多类型，近来海内外又有人提出“兼综的融合”与“和合学”等主张，更有人首倡以“主体”和“资源”的关系取代过时的“体—用”关系，从而以主体的身份同时运用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资源，在融合的过程中进行创造。这个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于以超越融通的精神，吸收中西古今各种优质文化成分，进行综合创新——这种观念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哲学走过的发展道路，代表们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哲学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并占有一定地位，都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反之，任何中国哲学流派若想获得新生，也都必须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并使自身现代化。一味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迂阔之论都注定没有前途。
值此世纪之交，某些敏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议论２１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代表们相信，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精华的互补交融必将相互推进、相得益彰。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古老的中华文化终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