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归来话乡情——快为农民负担画句号！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记者评说

　　采访归来话乡情
——快为农民负担画句号！
主持人（驻山西记者阎晓明）：农村改革使一代中国农民成为历史舞台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经济发展了，农民喜中也有隐忧，“农民负担”便是其中一个话题。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不折不扣地减轻农民负担。眼下，收获的季节已过，各地农民的负担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听本报驻地方的记者有什么说头。
拿到粮款　咋没笑脸？
李而亮（驻河南记者）：截至７月底，河南基本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白条现象”没有出现，按说农民该高兴了吧？可是，我跑了几个县的收购站，想抓些群众卖粮后手拿现钱喜笑颜开的镜头，却没有如愿。因由出在新实行的“户交村结算”上。农民卖完粮，粮款要交给村会计，一次性扣除全年的公益提留后，余下的再给农民。河南今年夏季完成定购任务３１亿公斤，全省７０００多万农户人均４０公斤，合２９．４元，去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５８８元，按５％的合理负担计算，平均负担２９．４元，两相抵消。相当一部分农民拿不到现钱，自然是一肚子意见。村干部也有其道理，认为反正没有超过５％的限度，不硬行扣除提留，想收就难了。
张述圣（驻甘肃记者）：对白条现象应做具体分析。一般说来，贫困地区和粮食歉收年景，白条问题少些也容易解决，因为所需收购资金少；越是产粮区，越是丰收年景，白条问题就越难解决，原因也简单，需要收购资金多，不容易筹集。酒泉地区是甘肃粮棉的半壁江山，今年是个丰收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约需４．１７亿元，比去年多一个亿，预计能筹措１．７亿元，由于粮食调出缓慢，库存粮占用大量资金，加之粮食调拨款回笼慢，久拖长欠，至今缺口２．４７亿元。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四川广安县代市镇反映，今年该镇农民交售合同定购小麦６０万公斤，粮站收购时，每公斤价格比市场价少一角四分，表面上看，倒是没打白条，但仅此一项农民就减少收入８万多元。交售蚕茧，收购部门除压级外，还要扣除１５％的水分，１０公斤茧子，竟只开８．５公斤的票据，比打白条还要命。
主持人：看来，表面形式下还掩盖着新的矛盾，只有真心实意替农民着想，才能摈弃那种换汤不换药的现象。
孙健（驻江苏记者）：江苏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尤其苏南，乡镇经济蓬勃发展，农民个人负担问题不如其他省突出。去年，苏南农民直接负担仅占上年收入的２％。然而，除去农业税外，其他摊派、集资全转移到企业身上，据统计，江苏去年由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村集体承担的农民负担达１５亿多元。在苏南，呼吁减轻负担的，不是种地的农民，而是在乡镇企业的车间里工作的农民。
凭啥胡子天天长，眉毛不变样？
主持人：为什么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中国农民普遍感到负担重呢？
张述圣：旧经济体制形成的掣肘是个原因。甘肃农民有个说法：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像人的胡子，每天都在长（涨），农副产品价格却像人的眉毛，总是老样子。甘肃每年需农用柴油９万吨、化肥１４５万吨，按市场价格，仅柴油、化肥两项涨价因素，就使农民新增支出４．６８亿元，人均２６元，加上地膜和水、电的涨价因素，人均负担超过了上年人均税外负担的总和。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喊了多少年？这个剪刀差反映出农村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
罗茂城：农用生产资料的暴涨，有诸多非经济因素。四川南充县反应，地区核定的农用柴油价格为每吨９２０元，经过地、县、乡几级周转，一家宰一刀，到农民手里，每吨竟涨到１５００元至１７００元。
孙健：社会风气败坏也是一个原因。现在，有些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很邪乎。江苏某县，农民建房就有六七家来伸手，什么建房许可证费、法律服务费、建房勘测押金费等１２个名目，还有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逃会费”，总额达８００至１２００元。公款吃喝也是农民一大负担。江苏有个县一年用于吃喝的费用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相当于县财政收入的１／４、农业税的两倍。一个乡一年也要吃掉十几万，一个村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些费用都是农民的血汗。
李而亮：农业服务部门也有它的难处，常常是平价物资有指标没实物，你让它把议价购进的物资平价卖出，它自己亏了。河南今夏农民可出售议价粮３０亿公斤，为保护农民利益，河南制定了议购粮必须执行国家保护价的政策，而河南目前小麦库存５０多亿公斤，占压资金高达５０亿元，年付利息５亿元，财政挂帐还有２０多亿元。有的干部就说：不打白条容易，不收购就没有白条了。吃亏的还是农民。最近，我去“烟叶王国”襄城县采访，一群烟农指着满地成熟的烟叶说：“只要把这烟叶都收了，打白条我们也欢迎！”听了让人心酸。
引导农民致富是根本出路
孙健：农民负担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不突出，这说明致富是根本出路。
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村工作也要精兵简政。眼下，有的乡镇机关竟有一二百人，而在编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编外人员的费用都由农民负担。江苏盱眙县由农民出资负担的各类人员竟达１５７０８人，每年负担９５６万多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１７元，是上年人均收入的５．２５％。
张述圣：在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一个极端的倾向。不能强调减轻负担，就是农民付出的越少越好；而强调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又把许多负担都摊到农民头上。要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属于政府办的事情，不该摊给农民；属于农民的义务，也不能一推六二五。
主持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办好农村的一切事情都在于农民有没有积极性。大包干初起，农民有个响亮的说法：保证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必须让农民从土地上得到实惠，还得引导农民适应市场，他一旦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便能够承担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逐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投资主体。事实上，国家不可能把一切都包下来。从法制的角度讲，农民负担必须用法律来界定。有人建议，通过增加农业税来理顺农民与国家的分配关系。农民交足了国家农业税有权拒绝一切摊派。农业税与土地租金之外的经济往来，全部纳入商品交换范畴。明确了农民的责权范围，就可以使各种名目的乱摊派画上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