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问题系列报道（１）电力——中国经济又一个“瓶颈”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电力问题系列报道（１）
　　电力——中国经济又一个“瓶颈”
本报记者　江世杰
　眼下，要说铁路是卡国民经济脖子的“瓶颈”，大家都点头承认。
然而，要说电力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瓶颈”，未必形成大家的共识，许多同志会猛地一愣神：是这样吗？
不是全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已于１９８７年跃居世界第四位，并且一直保持了这个名次么？
不是说１９８８年以来的５年里，已新增装机容量６０００万千瓦，相当于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总和么？
不是说现在每两天的平均发电量，就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国全年的发电量么？
应该肯定，以上质疑的根据都是真实的，只不过，这并非我国电力现实境况的全部，还有另一部分十分重要的事实：
缺电，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踯躅了２０多年。频繁的拉闸限电，表明电力这个“先行官”负“债”累累，步履蹒跚。
我国的电力供应，从１９７０年就开始吃紧，出现了“僧多粥少”现象。由于电力设备运行要每时每刻保持产、供、销平衡，因而“填补”电力“缺口”的主要应急措施就是拉闸限电。于是，在全国各地，计划用电办公室（后来又加进了节约用电、安全用电，简称“三电办”）应运而生。于是，在“三电办”的精心安排下，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城乡居民，开始轮流接受一周一次或一周数次的减负荷停电。
为了改变这种难堪局面，２０多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电力工业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每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算不慢。于是，对电力发展是否滞后的争论，也就时断时续，时隐时现。
“七五”末期“八五”初期，电力是否短缺的争论又起。一种意见认为，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１年间，每年平均新增装机容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千瓦，我国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已经缓解。他们举例说：北京市１９９０年拉闸限电的条次和电量，分别比１９８９年下降了７９．１％和７６．７７％；偌大东北地区，已经基本上不再拉闸限电。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它与治理整顿期间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的疲软有关。两种观点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１９９２年以来的大量事实，对这场争论作了结论：我国电力短缺的情况不仅没有根本性缓解，而且还发生了“雪上加霜”性的变化：从空间看，已由局部性缺电扩大为全国性缺电；从时间看，已由间隙性缺电发展为连续性缺电。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的同志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人均发电量仅为６４４千瓦时，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排在全球的第８０位。
——目前我国大陆３０个省级行政区中，除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供应略有富余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都程度不同地“入不敷出”。
——首都北京从７０年代初就开始缺电，如今电力“缺口”越来越大。１９９１年全市计划用电指标与实际需要的电量相差４０万千瓦；１９９２年这“赤字”达到４９．３万千瓦；１９９３年“缺口”进一步扩大为６８．３万千瓦。今年上半年，全市拉闸限电由去年同期日均５１．３万千瓦，增至６７．１万千瓦，增长幅度为３０．８％。其中５月份缺电最为严重，日均拉闸限电骤增至１３９．５万千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１３４％。
——装机容量在全国五大电网中居首位的华东电网，今年上半年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９．８７％，然而供用电矛盾却十分尖锐：１至５月，仅江苏、浙江两省由华东电网总调度室和两省网中心调度室下令执行的拉闸限电就有１２４８０条次，是去年同期的４．９倍；拉掉负荷累计７９２４万千瓦，是去年同期的２．８倍。
——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电力短缺同经济增长一样“冒尖”。十几年来电力供应的缺口都在３０％左右，从１９７９年起向香港买电的局面，今年还将继续下去，而且购电数量已经增加了１０来倍。
——两年前电力并不紧缺的东北电网，今年将缺电９亿千瓦时，原来经常被拉闸限电的用户，看来又要吃“二遍苦”。
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大量事实表明，对于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生产、生活用电来说，我国电力工业负“债”确实太多……
电力闹“饥荒”，不仅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而且给人民群众平添许多“电烦恼”，还使电力工业“坐”下许多难以治愈的“病根”。
有人把电力比作国民经济的“血液”，缺电就是缺血；显而易见，“贫血”患者是绝对进入不了健康、强壮人行列的。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电力“瓶颈”对它的制约，很大一部分是先期性的。例如，我国铁路不仅数量少，而且技术标准低，运输能力小，极需兴建电气化新线和对现有线进行电气化改造。然而，在需要新建或改造的地区挤不出必要的电力来，那么，这铁路电气化也无从谈起。在中国缺电的２０多年里，像这样该干而未干、该早干而晚干的建设项目，谁能说清有多少呢！
除此之外，电力“瓶颈”的消极作用，大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首先是拉闸限电对工业总产值造成巨大损失。谁都知道，没有电能推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都不会作功。而全国各地“三电办”安排的拉闸限电顺序，首当其冲的都是工业用电大户。在广东省，工厂因缺电往往是一周“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被放空的生产能力，至少在３０％以上。有人估计，全国因缺电而闲置的生产能力，不会低于１／３。据电力部同志介绍，我国每年缺电约１５—２０％。如以１９９２年为例，全年共缺电１１１７—１４８９亿千瓦时。每千瓦时创造的工业产值如按４．９元计算，去年全国就少创工业产值５４７３．３—７２９６．１亿元。这该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呀！
其次是拉闸限电必然对用电设备、产品质量、生产管理造成损害。对于某些工矿企业来说，即使是接到停电通知后认真做好准备，设备、产品的损害还是在所难免。
严重缺电还影响对外开放。我国“三资”企业的发展过程证明，电力充足与否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在别的条件基本相同时，国外投资者总是往“光明”的地方跑。我国最早开办的经济特区深圳市，十几年来一直为保证电力供应而不断采取应急措施。他们除了向香港购电以外，仅１９９１年底就投产了装机５０万千瓦的１０个小火电厂（这很不经济），为此共投资１６亿多元。尽管如此，缺电对他们压力仍然不小。
缺电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对党和政府的威信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来，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等陆续进入平民百姓家庭。然而，频繁的停电或电压很低，使电视看不成，冰箱不敢用，电扇成摆设，看书点蜡烛。“停电吃晚饭，来电钻被窝”，成了许多群众挂在嘴上的牢骚话。“电灯不亮，群众骂娘”，则是基层干部向上汇报的常用语。
严重缺电，也给电力生产造成种种“内伤”，留下许多隐患：
——电力本是一种生产与消费同步进行的特殊商品。为了应付负荷增加，突发事故、枯水期水力发电减少以及设备的正常检修，电网内的发电机组必须留下一定数量的备用容量，一般为装机总容量的２５％（香港为４０—５０％）。就像打仗时要留下预备队一样。然而，由于电力缺口太大，只好“男女老少齐上阵”——把备用机组都开动起来。于是，一些本应检修的机组不能按时检修，一些本来有“病”的机组硬撑着继续运转，不仅使设备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而且使设备故障、设备事故明显增多，造成大量计划外临时停机。据统计，我国１０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因临时停机损失的发电量，１９８９年为２８４亿千瓦时，１９９０年为３０１亿千瓦时，１９９１年为２９４亿千瓦时，大约相当于６００万千瓦装机一年（按发电５０００小时算）的发电量。
——为维持发电设备正常的经济技术寿命（火电机组２５年，水电机组５０年），按照国际标准，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应在５０００小时以下（一年总共８７６０小时），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只在４０００小时左右。香港也只在４３８０——４７３０小时之间。而我国，按人均的装机容量本来就不多，又要多发电，因而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始终在世界上“领先”。据统计，自“四五”以来，火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普遍在６０００小时左右。１９９０年，广东的沙角Ａ和黄埔等主力电厂，利用小时在７０００小时以上，茂名电厂甚至达到了８０４６小时。近几年来，电力部门已注意到“拚设备”的严重性，加之新投产的发电机组增加量较大，曾设想坚决改变这种不科学的掠夺式“开发”。但由于缺电太多，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仍然降不下来：１９８７年为６０１１小时，１９８８年为５９０７小时，１９８９年为５７１６小时，１９９０年为５４１３小时，１９９１年为５４５１小时，１９９２年为５４６２小时。老是不给设备以必要的“喘息”时间，其结果只能是既缩短设备寿命，又增加设备隐患，随时危及着电网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新陈代谢本是世间一条普遍规律，只是由于长期缺电，一批老旧设备不能按期“退役”。据统计，在我国电网中，还有３３００万千瓦左右的中低压机组需要进行彻底改造或设备更新，还有７００万千瓦存在严重缺陷的水电机组和６００万千瓦超期服役的供热机组仍在运行。全国城乡低压配电网普遍陈旧，连１９５９年就开始使用的天安门广场供电路线，也还没有安装更新。所有这些，都影响着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电力投资不足，基建规模偏小，才是电力短缺的真正原因。“超常规加速发展”，是突破电力“瓶颈”的希望之路。
１９９１年深秋，能源部长黄毅诚到湖南、湖北考察电源建设情况。所到之处，省长向他要电，市长向他要电，连特意赶去看望他的枣阳老家的乡亲们，也直截了当地向他要电。作为当时中国能源工业负责人，黄毅诚对华中缺电的根本原因看得很清楚。他说：“华中缺电绝非偶然，皆因电力基本建设规模太小……”
其实，这一针见血的结论，也适合全国各缺电地区，对整个中国也完全适用。
“石油增产主要靠打井，电力增产主要靠装机”。“老电力”们这朴实无华的话语，应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电力工业具有主要靠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来增加供电能力的基本特征，每年投产多少千瓦就增加多少千瓦的能力。因而，要满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电力工业就必须在供需之间保持一个协调的比例关系。这是衡量电力发展超前、同步、滞后的主要尺度。
世界上通用的一个尺度叫“电力弹性系数”，即年度电力增长速度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之比。这系数若等于１，则电力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如果这系数大于１，就是电力真的“先行”了；要是这系数小于１，那就很值得忧虑——频繁的拉闸限电肯定不可避免。纵观我国自７０年代以来，还没有哪一年的电力弹性系数达到过１，大多在０．７至０．７５之间。即使从新增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增长都较快而其中又包括三年治理整顿的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来看，７年平均的电力弹性系数，也还不到０．９。广东省“六五”、“七五”时期的电力弹性系数，分别是０．５６和０．７６。如此低的电力弹性系数，电力不紧缺那才怪呢！
世界上通用的另一个尺度，是“发电用电设备比”，即发电设备容量与用电设备容量的比例数字。如果电力供求关系平衡，这比例应为１∶２，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发电能力可以满足用电设备的需要，缺电现象不存在。当这一比例大于１∶２时，电力供求关系就紧张起来。这比例越大，缺电就越严重。在我国，６０年代这个比例为１∶１．９１；７０年代超过了１∶２；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这个比例从１∶２．２２上升到１∶２．５４；１９８９年又上升为１∶２．５７；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这比例关系一直固守在１∶２．４５至１∶２．５之间。２０多年来的“发电用电设备比”一直居高不下，严重缺电、频繁拉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也许有人会说：“风物长宜放眼量”，过去缺电，今天缺电，如果完成“八五”、“九五”计划，到２０００年还会缺电吗？
电力界一位权威人士回答说：根据调整后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预计１９９５年全国需电量为９２００亿千瓦时，２０００年为１３４００—１４７００亿千瓦时。如果“八五”新增大中型机组６８００万千瓦，加上一些中小型机组的发电量，１９９５年发电９２００亿千瓦时的指标可以达到。如果“九五”平均年增大中型机组２０００万千瓦，则２０００年全国装机将达到３．０７亿千瓦，发电量达１４０００亿千瓦时。显然，要实现这一规划目标，无论在资金筹措、设备供应、前期进度方面，还是在各种必要的外部条件平衡方面，都有很大难度。再说，即使上述目标实现了，也难讲就能从根本上缓解全国缺电的局面。因为，那时按人口１２．５亿计算，人均装机仅为０．２４千瓦，人均发电量只有１０９６千瓦时，不仅与挪威、加拿大人均２．６万和１．８万千瓦时相差很远，而且与目前东欧国家人均２０００—６０００千瓦时的水平，也有很大距离。
还请看两个实例分析：
去年底，山东省电力局的同志按照十四大精神，确定了“电力要先行”的具体目标，提出在管好用好现有１０００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同时，今后８年再装机１０００万千瓦。实现这个目标虽然难度不小，但却十分鼓舞人心。可是，经过认真测算，到２０００年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山东省的电力“缺口”将从目前的１５０万千瓦扩大到３００万千瓦，缺电的比例基本未变。
不久前，北京市电力部门向北京市领导汇报：在充分考虑了“八五”电力建设项目和“九五”电力建设规划以后，预测今后７年，北京缺电情况会比现在还要严重。
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属“远虑”的话，那么，下列情况当是“近忧”：
——去年以来，全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以５０—７０％的幅度增长，然而，从投资结构看，资金却没有向能源工业倾斜。这两三年电力投资连年下降，去年电力投资已比上年下降近２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运输、邮电、冶金、建材各业的投资额都有明显增长，唯独能源投资所占比重又下降了２．９个百分点；其中，电力投资又下降了０．９个百分点。
——在列入国家计划盘子的电力投资中，中央与地方从“兜”里往外掏钱的动作特别慢。今年１—５月本该拨付全年投资的４０％，但实际到位率只有１０．９％。这种情况是近１０年来所没有过的，已使一些电力建设工地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正在建设中的项目的规模逐年缩小，“电力宝塔”的基础更加不牢。因为电力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火电厂为３—５年，水电站为７—１０年）所以电力基建前期工作量一定要大：处于勘测设计阶段的项目数量一定要十来倍地大于已经批准立项的数目；已经批准立项、正在作开工准备的项目数一定要同样大于正在建设的项目；正在建设的项目数也要同样大于即将投产的项目。只有这样，每年新投产多少装机容量才有保证。遗憾的是，这几年在建机组容量与当年投产机组容量之比反而逐年缩小：１９９０年为９∶１，１９９１年降为５．９∶１，１９９２年又降为５∶１，今年肯定降到５∶１以下了。
远虑，近忧，都在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桢以及他的四位副手的头脑里转游。这些自参加工作就与电力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如今挑起了中国电力改革与发展重任的最高“司令官”们，经过集思广益、深谋熟虑，终于在今年５月２８日电力部成立大会上，响亮地提出：“电力工业如果不走上一条超常规加速发展的道路，电力就无法做到先行。要实现电力先行，电力工业必须下功夫深化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电力先行，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早在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在对燃料工业部党组报告的批示中就指出：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工业；５０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电力和交通是“先行官”，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能源工业的发展要以电力为中心”；李鹏总理在今年３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大力发展电力工业”。电力部领导人提出今后电力工业要走“超常规加速发展”之路，这是既符合国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全国电力系统２００万职工，正在为电力工业即将走上“超常规加速发展”之路而激动；饱受拉闸限电之苦的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正翘首盼望电力“瓶颈”尽早突破。
（附图片）
压题照片：贵州清镇电厂夜景。　《贵州电力》供稿
为提高变电运行设备的健康水平，承担河南林县林钢变电站变压器检修任务的河南省安阳市电业局数十名电业职工，顶烈日、冒酷暑，不分昼夜奋战在检修现场。
马克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