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三次革命”的再认识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商榷

　　对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三次革命”的再认识
黄道霞
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发展、实践演变过程的产物，这种变革或演变反映在西方的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有过“三次革命”。对这“三次革命”，历来存在不同的评价。今天，有必要重新研究、评价。
第一次革命：“斯密革命”。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于１７７６年。当时，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需要扫除市场交换关系自由发展的障碍，“斯密革命”便应运而生。斯密清理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个经济学派在市场上的某种“计划”倾向，在其理论中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允许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为了反对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干预，他宣布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他认为：“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斯密的这个推论，通俗地说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从事着有利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事情。这个原理，是西方市场供求自动调节论的理论基础，一直主宰着西方市场经济思想。
斯密的市场论，在方法论上，为市场的独立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这就是把市场买卖交换关系从人类行为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论述了劳动价值学说，“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斯密“说法中的天真形式”以及“对立见解的痕迹”即自相矛盾之处，那是因为他是“创始者”，是处“在摸索、试验中”，所以也“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次革命：“边际革命”。是指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的具有国际性的边际效用学派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等几位学者分别提出来的。经过后继者的发挥，到２０世纪初进一步成为一个体系。它是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次创新。
在研究范围上，它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从生产关系决定市场关系的研究，单就市场研究市场。这是进一步地完成了从斯密开端的把市场独立起来，作为专门的研究范围。这种变化是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资本主义已基本完成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正在开始由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转化，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到空前地接近于实现斯密原理的一种完全自由竞争的、自动运行的市场状态。市场的繁荣、扩大，也使得市场运行的复杂化程度和动态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加，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专门研究市场，必须深层次地研究市场；而且，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要求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１６世纪以来，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即经过三四百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宏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研究，包括价值论、分配论、剩余价值学说、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生产关系决定市场关系的研究。但是，已有的一些经济研究成果，对解释、解决当时面临的纯粹市场问题的挑战，如自由竞争的好处与市场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问题，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均衡、稳定问题，商品的可销售性与消费者理性选择问题，资源稀少性与市场配置问题等等，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边际革命”是开始适应这种需要的前驱，它标志着经济研究重点对象的变化：从宏观转到微观，从基础转到应用，从生产关系转到市场关系，从生产转到消费，从供给转到需求。
第三次革命：“凯恩斯革命”。这是本世纪３０年代西方经济发生了世界性大危机、并在开展长时间的市场与计划问题的论战声中产生的，以凯恩斯１９３６年发表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为标志。它主要是采用了“总量分析”理论。“发展了有效需求的理论；即决定整个产量水平的理论。”他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凯恩斯革命”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他的“就业均衡论”，认为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力量，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趋向充分就业均衡；而均衡只是一种“特例”、“通例”，是“就业不足的均衡”。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批判、推翻了从斯密以来“市场自动调节论”，而主张国家干预、调控市场。这就成为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又一个新的转折，使市场从完全自动调节、自由放任运行体系转变为国家调节、控制下的市场运行体系。从本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凯恩斯的主张逐渐覆盖、主宰了西方世界。７０年代，西方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危机”，各种非凯恩斯学说“群起逐鹿”，但这些学派仍共同强调市场是具有内部动力、活力，能够自动运行的理想机制，只是不同程度的反对国家对市场不必过多干预。这表明这些学派并未从根本上“背叛”凯恩斯主义。
上述三次革命，代表人类认识市场经济手段、机制的三个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个重要现象，就是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西方经济研究体系，开始发生专业化的趋势，传统的、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向现代化、新的“经济学”体系转化。这种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三部有影响的巨型新《经济学》陆续问世：１９４８年初版的萨缪尔森著《经济学》，１９６３年初版的利普希、斯戴纳合著《经济学》，１９８３年初版的费希尔、唐布什合著《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两种体系的不同是：前者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后者以市场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新的“经济学”实质是市场经济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用货币或不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种种有关活动。”包括“人们如何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性资源（土地、劳动、资本品如机器、技术知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消费。”
我们很长时间，没注意经济研究体系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评价以市场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经济学”时，容易简单地予以否定。现在我们借鉴外国经验，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按照新的思想、观点，总的说来，要作肯定的评价。否定之否定。
这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关系角度、从本质上、从宏观方面，科学的、系统的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规律，与从微观方面、从应用上、从经济手段角度研究市场运行规律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不一定冲突、对立。只是我们明确了这一大前提，两者是可以都不否定的。
那么，肯定“边际革命”，是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原理？也不否定。尽管从考茨基、布哈林以来，原苏联、东欧的理论工作者，几乎（波兰的兰格等少数人例外）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实际上“边际主义”学派最终用以测量他们的“边际效用”、“均衡价格”等尺度，并不是什么主观理性价值标准，而还是以客观的市场商品的价格作标准，这意味着他们仍然是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积累起来的劳动价值论作基础的“价值反证”。１９７１年８月西方经济界在意大利纪念“边际革命”１００周年时，研究《边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边际主义的这种最后的产物，是不是应该被认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辅助，而且不如作为它的后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