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法拉奇访谈录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作家奥丽亚娜·法拉奇女士于１０月中旬对我国进行了为期一周多的参观访问。在北京期间，她特意邀请中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座谈并主动接受其采访。这位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闻名的女记者对中国同行说：“今天是你们采访我，你们问，我回答。”她虽已年逾六旬，又刚刚大病初愈，但仍精神饱满，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此前，她刚同北京几家出版社的代表就其作品在中国出版的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我为何再访中国
记者问：是什么原因使您再次来到中国？您的身体近况如何？
法拉奇：我对中国的热爱，是促使我来中国的最好原因。６年来我一直忙于写书，是一本小说，名字叫《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如果上帝喜欢）。书写成后，我又动手把它翻译成英、法两种译本，所以一直没能到中国来。现在有了时间，听说中国变化很大，非常好奇，想好好看看中国，想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１３年前，采访邓小平的那一次。那次的采访很深入、很详细，用了两天时间，很有意思。对于记者来说，那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不太难。对方合作得很好，应该说是一次开放的采访。我想提的问题全都提了，包括对共产主义、对自由的看法。可以说，离开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从那次采访后，我一直保留着这种感情。不知道邓小平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想问他好。我这次来不想打搅他了，希望大家代我向他问好！
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看看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心我、喜欢我的中国朋友问好。
我每年都收到很多很多的中国来信，包括儿童的来信，还有照片，使我非常感动。我最近生了病，《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使关心我的中国朋友更多了，一些医生还邀请我来中国治病。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告诉中国朋友：我现在全好了！没事儿了！我只想作为一般的旅游者，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亲眼看看中国的变化，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义务。
问：您在中国人眼里是闻名世界的女记者，可是对您的小说，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请您就此谈谈好吗？
答：我是个作家，包括当记者时也是，我希望中国朋友喜欢我写的小说。我这次来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重新建立和中国出版界的联系，向中国朋友介绍我的新书。我写了４本小说，另外还有４本不能完全说是小说，比如《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我的小说《男子汉》，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且我这次来才知道，这本小说竟有３个不同的中译本。
关于我的新作《Ｉｎｓｈａｌｌａ》，这个书名，我认为是不可翻译的，是阿拉伯语，有“上帝的意愿”的意思。这本书中有很多人物（共１２０位），有真正的战争背景（指１９８２年的贝鲁特城），有女人、孩子，尤其是有一些真正的小说里所没有的儿童。故事发生在３个月之中，由许多故事构成一个故事，主要讲一群人（贝鲁特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意大利士兵）为了摆脱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但却摆脱不掉。对我来说，“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就是命运的意思。
这本书引起许多人的奇怪，包括很熟悉我的人。他们问，为什么一个女作家会写这样的书（书中有人物命运的交织，有战略和军事名词，有阿拉伯语的咒骂……）？但是，我多年奔波沙场，对战争、士兵的确很了解。过去我作为记者报道战争，只是从外部看战争。而现在，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更加真实的小说，看一些真正的人，他们怎样看战争。上个星期，这本书的法译本在法国获得了一项很重要的奖（国际最佳小说奖），过去从没有意大利人获得过该奖。
这次来中国，除了谈出版的事，我希望能真正享受一下旅游的滋味。过去到很多国家都是因为工作，为了采访，没有时间在工作之余参观旅游。当然，一个作家，永远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者，我的这本书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一名作家，应该能看到、听到、感受到其他人所不能感受到的许多东西。
问：关于中国，您最想谈些什么？
答：我最想说的，是离开意大利的那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中国的小消息，它虽然不涉及政治事件、战争或者某大人物的病况，但是，这条小消息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北京繁华市区内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剧院，由于附近商业区的重建而被拆除。我到中国后，看到北京这些漂亮的高楼，却感到有一点难过。难道这些高楼的建设，其代价就是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毁灭吗？我认为现代化的建设不应以此为代价。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富有、繁荣，但不愿看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我当然不敢就此对中国的事做出判断，我毕竟才来了两天。我只是表示我的担心。这就是，不要过分地模仿西方的缺点。有些东西是重要的，应该模仿，但我认为不应该为了模仿而失去自己的传统。这座剧场的拆除，是否代表了对过去文化传统的抛弃？再如对老年人的尊敬，这是中国一个好的传统，西方早已失去了，美国也早已失去了，当我想到有一天中国也会失掉这一传统时，就感到十分难过。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认为自己译得最好
问：您为什么要亲自翻译自己的小说？
答：《圣经．旧约》中说，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夏娃，对他们发出最严厉的诅咒，那就是让男人永远从事辛苦的劳作，汗流浃背；女人生孩子总要忍受痛苦的煎熬。但是对我来说，上帝的最严厉的诅咒，是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彼此难以相互理解。其实，这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作家。一个艺术家、画家、甚至包括音乐家，他们的作品是不需要翻译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国际流通的语言，会直接产生人类共有的某种情感和理解，但是，可悲的是作家，其作品必须经过翻译才能被外国人理解。这是作家的一个悲剧。
因此，每次我的书被翻译，都引起我的担心。我认识许多作家，他们都希望亲自做自己小说的翻译。我年青时读了很多书，看各国的名著，但大都是看译文，而不知其原著的风格、文笔。比如海明威的作品，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作家吃晚饭，谈起海明威，他说，你如果读的是意大利文译本，就等于没有读过海明威。当我找到英文原著再读时，我突然发现了许多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东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这样。准确地讲，我由于从未读过俄文原著，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读过这部巨著。当我的《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在法获奖时，法国人说这本小说可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我说，获此殊荣，应该首先感谢该书的法文译者“维克多·芳先生”。这位译者其实就是我本人。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语和法语，等于重新写了两遍这部书。假如我懂其它语言，一定会再亲自译出来。因为这是我的书，我认为自己译得最好，或者说最知道如何进行二次创作。意大利语言的音乐性是无法翻译的。我认为一部作品的内容、故事情节可以翻译，但声音、节奏要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十分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译成英文时常常为难的原因。而在我的作品中，这种音乐性又是非常重要的。
我笃信小说
问：您把自己的小说分成真小说和不能完全算是小说的两种。那么《男子汉》应算哪一种？您对小说的真实性如何看？
答：在法国文学体裁里，有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真实事件的小说，叫“Ｒｏｍａｎ—ｖéｒｉｔé”（相当于纪实文学），是一种特别的文学，有其特殊的结构，不能看成为自传。《男子汉》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书中的“我”就是我自己，但描写的仅是我３年生活的经历。正如书中所说，这不能包括我的一生。
我在写作中，最关心的是不要让读者在读我的小说时感到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自己首先在写作时不感到累。为此，我写作时就要安排小说的结构，我的小说每一部在形式上、结构上都不一样，这正是我所研究和致力追求的。
我笃信小说。可以说，我是与小说一同长大，并越来越成熟的。读小说使我学会了认识世界的方法。我认为用小说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更加真实的。小说反映的真实，是一种经过重新创造的真实，我采访过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并在越南战场多年，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战争报道，我都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我认为都不如我的《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小说所描写的战争的内涵，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要比任何详细的新闻报道都更接近真实。
问：关于您自己，您希望让中国读者了解些什么？
答：作为一个名人，我使很多人好奇，这常常令我难以忍受。很多人想写我的传记，好莱坞多次提出要拍描写我的经历的电影。这种请求如同炸弹一样不停地朝我袭来。但是我很不愿意谈我自己。我可能与很多人不同，由于个性的原因，我不愿自己在世时看到别人写我自己或拍电影演我自己，因为这会使我感到如同受到外来的暴力侵害一样。要想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读他写的书。
（梁晓华整理文中括弧内文字为编者注）（附图片）
法拉奇在北京彭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