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书号是“自杀行为”——出版工作者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买卖书号是“自杀行为”——出版工作者一席谈
本报记者李泓冰
老是听到地方一些文化干部慨叹：年年扫黄，成绩是越来越大，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沉！还能不能除恶务尽？
父母们望见孩子手中捧读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课外书”，竟是国家正规出版物，他们有几分疑惑，更有几分灰心和愤怒。他们所能做的太有限，难道能封住他们儿女的目光？难道能一手遮住某些书摊花花绿绿不堪入目的诱惑？最多只能投书报章，呼吁“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已。
就算是不太熟悉出版程序的人，也渐渐知道了这一切和“卖书号”关系甚密。其实原先“卖书号”的正式称谓是“合作出书”，为的是缓解学术著作的出版难的问题，后来口子越撑越大，什么书都可以在这顶冠冕堂皇的大帽子底下招摇上市，其中不少就是有碍世道人心的货色。
出版界对此怎么看：
人民出版社社长薛德震分析说：买卖书号实际上就是出卖国家所赋予的出版权力，这是出版界某些同志在拜金主义驱使下的腐败行为，已成为出版界的毒瘤与公害，它给出版界和读者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
薛社长说了买卖书号的５条危害：坏书得以出笼，近年来被查处的有违纪、泄密问题和淫秽读物等，大都是买书号出版的，严重腐蚀了出版队伍；造成图书的粗制滥造，图书质量严重滑坡，将精神垃圾和精神鸦片提供给千千万万的读者；扰乱了出版管理的正常秩序，造成管理失控；不法书商在非法经营中趁机大量偷税漏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制度；冲击了正规出版物，使出版社图书印数大幅度下降，阻碍了好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他希望严肃的出版社和敬业的出版家联合起来，自查自纠自律，刹住一切或明或暗的出卖书号的不正之风。他说：“只有每个出版社真正做到自我约束，买卖书号的腐败之风才能刹住！”
北京出版社社长朱述新也说：“买卖书号是出版界的自杀行为，高质量的、有生命力的好书被扼杀了，本来一些素质还不错的编辑也被腐蚀了，荒废了业务。”他还谈到，买卖书号的浊流冲击了图书市场，低质廉价的图书大量倾销，由此而导致的图书价格大战、发行折扣大战，使本来就发育不健全的图书市场，更加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走向成熟。
朱社长一方面呼吁国家尽快制定有关政策，从根本上纠正这一不良倾向；另一方面，他还希望政府、社会和出版界都来重视扶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建立各种基金，使学者们的心血得见天日。他还表示，北京出版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买卖书号。
对买卖书号这一出版界的怪现状，老一辈出版工作者更是忧心如焚。
叶圣陶的哲嗣、解放前就曾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叶至善先生，放下手头正在编纂的父亲遗著，心思很重地向记者谈到买卖书号的问题。他对目前有一种取法乎下的社会风气大摇其头，他奇怪好像出坏书和买卖坏书的人都没有什么良心负担。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说，“我当中学生的时候，黄书也不是没有。但是有身份的出版社是决不肯出的，像开明，连后来认为还算严肃的言情小说，也不肯出，哪怕再赚钱。我们同学中要是有谁看这种书，是很被瞧不起的。”叶先生就曾对几年前新组的开明出版社的同仁说，开明办出版，要争取做到“一不亏心，二不亏本”。他说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出版界的自律，二是必须提高读者的文化层次，他希望新闻界能加强对此的引导。
从叶先生的话中，记者不由想得远了一些。叶先生和社长们的分析都很中肯，目前的严肃出版物订数迟迟上不去，并非完全是因为没有人读这类书，这恐怕与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偏低有一定关系。知识分子买不起好书，这使专注于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无法自养。出版严肃书籍，无法保证经济效益，这也给了参与买卖书号的出版社以口实。
看来，要彻底刹住出版界买卖书号等不正之风，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而这些工作还亟待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