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怀念乔木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怀念乔木同志
穆青
胡乔木同志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素所尊敬的革命前辈和导师。早在延安时期，我刚踏上新闻工作之路，就得到他的指引和教诲。
我直接与乔木同志见面，是在到达延安以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从晋西北前线回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１９４２年秋，组织上调我和张铁夫同志去《解放日报》工作。记得刚到报社那天，是“九一”记者节，乔木同志恰好在场。当他知道我们是新分配来的年轻人时，十分高兴，专门找我们两人谈了一次话。在简单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以后，乔木同志说：延安的新闻事业，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的开创性事业，为它献出一生是光荣的。当前党中央要加强新闻工作，加强《解放日报》，需要有一大批年轻人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他还指出：你们是学文学的，新闻与文学是相通的，新闻反映现实斗争并为之服务，比文学更直接更迅速，它不妨碍你们在深入生活、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伟大的作品。最后，他勉励我们要安心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成绩来。
当时，乔木同志已经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文章，是党内有名的“秀才”，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的话语亲切，充满感情，仿佛是在同朋友娓娓谈心。可以说，这是我开始新闻生涯的第一课。
１９４９年春，新华总社的一纸电令把刘白羽同志和我召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平，让我们担任特派记者，准备随军南下。这时，乔木同志已兼任新华社社长了。南下前，乔木同志在香山（当时新华社总社驻地）约见白羽同志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之后指出：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事记者，过去写了不少好的通讯。这次调你们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南下，主要是加强报道。这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仗了，能够参加这一战役，是很光荣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报道不要局限于军事，范围可以扩大，新解放地区的地方经济情况、群众生活、社会面貌，都可以报道。他还指出：你们每到一个地方，可以先查找县志，从中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还说：你们是作家又是记者，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应当深入到战争洪流中去，多跑，多观察，写出足以反映这一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好作品。他还告诉我们，要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记日记是一个好方法，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及时记录下所见所闻。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即使一时用不上，将来也会有用的。时间愈久，就愈益显示出它的价值。
４０多年过去了，乔木同志的这篇谈话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心里。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一些根本工作方法，有殷切的期望，又有严格的要求，使我终身受益。
随后，我们随四野大军南下。在中原，我被邓子恢同志留在开封，不久，又抵达武汉。当时我四野大军正在部署南下湖广的战役，前线战事一度沉寂，这段时间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新的军事行动。这时，忽然接到乔木同志的电报。他严厉责问我们：为什么去了一个多月没有发回报道？他批评我们不应被动等待，应积极主动地下去采访。并要我们把下一步的计划向他报告。这一下，我们沉不住气了。除了复电接受批评外，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白羽同志去了常德，我则随肖劲光的十二兵团直插湘桂边境。湖南和平解放后，我那篇记述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新闻速写《狂欢之夜》，就是直接发给乔木同志的，新华总社很快就播发了。接着，我又连续采写了《湖南和平解放》、《二十年不屈的斗争》等稿件，都是直接发给乔木后播出的。以后，我利用衡宝战役之前的一段时间，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写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村现状及群众生活和思想动向的调查报告，发回总社。这篇调查报告在内部刊物登出后，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我是在行军途中获悉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接到总社的电报调我回北京。这时，乔木同志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他虽然仍领导新华社的工作，但已不像过去那样直接了。以后我到上海华东总分社工作，只有每年来总社开会的机会，才能见到乔木同志，聆听他的讲话和指示。
乔木同志学识渊博，思维缜密，文笔犀利。他所写的许多社论和时评，一直是我们学习的范文。他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树，更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巨大贡献。新华社许多老同志都非常怀念当年西柏坡和进城初期乔木同志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时，从政治上、业务上培训干部的情景。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不仅培养了一代新闻干部，而且形成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我在主持新华社报道工作期间，经常接到乔木同志的电话。他对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从宣传方针到新闻业务，甚至一条新闻的导语，一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遣词造句，他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这反映了他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益，终身难忘。
１９６６年２月，我和冯健、周原同志共同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发表和电台广播以后，正在上海的乔木同志通过东生同志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他说：这篇通讯写得很好，非常感人。新华社应该多发这类宣传先进典型的报道。以榜样的力量鼓舞群众前进。他还说，一个老记者，带领几个年轻记者一起采访，进行传帮带，这种采访方法很好，应当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最后，他还建议进行连续报道：一是这篇通讯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开展学习等活动；二是焦裕禄事迹的补充报道，如调兰考前的工作，焦的成长过程等。他指出，只要深入发掘，一定能采掘出过去没有发现的闪光的东西。我们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轰轰烈烈地广泛开展起来。可是不久，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涛破坏了这一切。对焦裕禄事迹的连续报道也被迫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我走上了新华社社长的岗位，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我自知力不胜任，乔木同志多次鼓励我，使我得到信心和力量。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７日，是新华社建社６０周年纪念日。乔木同志身体不好，也抱病参加纪念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乔木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新华社的计算机房、发稿中心和社史陈列室。他看得很仔细，不时提出询问。显然，看到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变化，他是感到由衷的欣慰的。
１９９２年春，乔木的病情严重了，下肢一条腿已经瘫痪。我和郭超人同志到他家里去探望。他坐在轮椅上，面容清癯，但精神尚好。谈到培养名记者的问题，他说：新华社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队伍，应当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新华社的历史上有许多篇成功的评论和述评，可以研究和学习。西方记者写的一些好的评论作品，也可以收集来作为借鉴；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作品。范长江就是写通讯成名的。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是乔木同志对新华社工作的最后嘱咐。
大概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吧，我突然接到电话，是东生的哀戚的声音。他说，乔木同志不行了，你来吧，见最后一面。我的心陡地往下一沉，那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但没有想到竟来得这样快。我急忙邀上缪海棱同志一道驱车前往。在病房门口，见到谷羽同志，她小声同我们打了招呼，嘱咐不要说话。我们把脚步放轻，进入房内，见乔木平静地躺在病榻上。病魔把他折磨得厉害，昔日智者的光芒和神采消失殆尽。他见到我们，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他挣扎着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那体温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
乔木同志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他的风范，他的智慧，将长存天地间，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附图片）
胡乔木同志（右）与作者在新华社楼前。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