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一代好的学风——纪念范文澜１００周年诞辰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养成一代好的学风
——纪念范文澜１００周年诞辰
彭明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生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作为身受教益的后学之一，不禁想起和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学者接触的往事。
我在华北联大史地系学习时就读范老的一些著作。仰慕之情，早已萌生。
１９４８年华北大学成立，范老任副校长兼研究部和中国历史室主任。不久，我也到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并直接参加《中国近代史》的修订工作。
进城以后，范老就住在东厂胡同胡适住过的宅院中，其办公室也就成了范老的工作室，《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分册的修订工作加紧进行，几乎每周都在这间屋子里开一次讨论会，由范老直接领导。这个讨论会，曾被称为读书会，参加者都获益良多。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我随李新、思白、尚思、旭麓等同志住近代史所在八角亭集体编书，一住就是数年。这样，接受范老的直接教诲和影响，就更多了。
范老治学严谨，经常要青年人坐得住冷板凳，不要赶浪头、急于当前的名利，而要安心于自己所要研究的课题，持之以恒，不要三心二意，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结果一事无成。他说：“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范老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受教于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季刚（侃）的门下。黄是章太炎的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是继章后著名的国学大师。章、黄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学识渊博，立说严谨。范老在名师的指导下，对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诸方面都打下深厚坚实的基础。因此，范老的书，资料丰富，论据充分，而最反对言之无物、放空炮。他所引用的资料总是亲自动手核实，深入研究，推敲再三，然后再用在书稿中。有一次，在修订《中国近代史》的读书会上，我曾建议采用一本学术著作中曾经使用过的一条史料，范老告诫一定要把原始出处找来核实，弄清原意后再引用，以免有误。
实事求是，必须是先求“实”，后求“是”。即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寻求出规律和真理来。由于范老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他能够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如古代史、近代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都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恩格斯的下述言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５０年代末，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史学界掀起了所谓“史学革命”，范老也被视为二保论者（即保“王朝体系”，保“帝王将相”）。范老在一篇未刊稿中指出：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４４卷：《范文澜》）
范老的学风，在史学界影响颇广，有口皆碑。因此，登门拜访者，也经常不断。有一天，我们还在八角亭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曾与范老就治学问题长谈。韩老回去之后，曾编成一副对联就范老的治学精神向南大师生宣讲。对联是：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我知道此事后，在一次闲谈中向李新同志谈及此事。他认为对联很好，只建议改动一个字，即将“要”字改为“须”字。
“四人帮”粉粹前后，我正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年谱》的修订工作，同时应邀在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关讲学，借此机会我讲了范老的治学精神及自己的一些感受，并请岭南画派的著名书法家胡根天老先生草书此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范老的教诲真是终身受用无穷。凡是还能做出点成绩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忘记范老教导的结果。反之亦然。
由于有这么一点感受，所以多年来在校内外的授课和讲学中，反复介绍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也号召以范老为楷模。这样反复讲的效果，前些年很不错，在自己所熟悉的师生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和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但近年以来，情况发生变化。有的学子急于“下海”，未“下海”的也坐不住“冷板凳”了，想抄抄编编搞些来钱的“短、平、快”作品，有人以两三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而自得，认为老一辈史学家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什么范文澜、翦伯赞，都不在话下了。“板凳”说不仅听不下去，而且还加以讥笑说：“你坐了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不也就是这样么（指经济收入）！”加上有些出版社只讲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因而在社会上出版了一些劣质的精神产品。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当然，从研究者的客观条件来说，应该加以改善，从政策上加以引导。但从研究者的本身来说，还是应该坚持按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还应当重视“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风，范老的“二冷”说，是相反相成的，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吃得上“冷猪肉”。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仅以此文纪念范老百年冥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