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形式·幻想——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学中的艺术问题理论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语言·形式·幻想
——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学中的艺术问题理论
董学文
毛泽东是２０世纪屈指可数的文艺理论家。他把诗人的激情、敏感和气质同作为思想家的独到、深刻和缜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风格。他的美学眼光及其品位的独特性，使他的文艺观念和作品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毛泽东既要求文艺的大众性，又要求文艺的高雅性；既要求内容好，又要求形式美；既要求民族化，又要求多样化；既要求现实主义，也要求浪漫主义；既要求通俗浅显，也要求标新立异……总之，毛泽东的艺术思维非常辩证，其艺术思维上的网结也是极为绵密和斑斓的。而所有这些，又统一服务于一个整体的审美取向——从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好恶出发。这是一个总枢纽。
毛泽东特别关注文学中的语言问题。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８日，他在延安“鲁艺”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中说：“文学上的用语，知识阶级的言语是不完全的，老百姓的言语是比较完全的。”在他看来，农民虽不懂胡适的“八不主义”，讲故事不善用古典，但他们常是诗人，口头上常有极美丽的言辞。整风运动期间，他系统地提出了向古人、外国人和人民群众学习有生命语言的问题。１９５６年，他在谈到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这层意思时，也强调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他始终把语言的训练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功。
高明的是，毛泽东没有像有些文论家那样，仅仅局限在“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外在层面，仅仅把语言看作是反映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和媒介，而是把语言当成文学本体论的成分加以界定。“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语言成为作家艺术家思想感情变化的关键环节，成为作家艺术家安身立命的中心话题。
毛泽东不是“语言决定论”者，他无意把自己的文学语言观打扮成“时髦”的模样，他与那种封闭的将文学语言作为自足体的思路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毛泽东毕竟找到了吻合中国语言审美规律的新的支点，毕竟较早地把语言问题突出地纳入文艺学的新体系之中，毕竟看到新的语言是新的文学存在的家，是新的创作主体的精神滋养，是贮存传统和时代意识的水库，并且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有息息相关的沟通和汇流。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学语言论在当今理论格局中的地位。
毛泽东对艺术形式问题的关心耐人寻味。他曾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指的就是革命文艺队伍内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不协调的毛病，希望二者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话剧，认为如像有些话剧那样直白地“反映”生活，那么“我们每天都在演话剧”。这里，显然涉及一个艺术形式（程式）的成熟问题。
关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毛泽东发表许多见解，但最为紧要、最为核心的还是形式问题。他主张新诗“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并自己就提出了“（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的三条原则。他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５０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中，形式已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毛泽东主张演戏、写文章、做诗，如同打仗一样，既要有重点，又要留有余地，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做完，应给接受者以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认为韩愈写文做诗不能割爱，处处都讲尽了，终成缺点。他赞成为文为诗“要含蓄”，特别是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为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认为这正是唐以来格律诗之优越性的所在。他对那些讲究艺术技巧的文章倍加称许，发现了，就推荐给同好和周围的同志看。
毛泽东曾表示不满意自己的几首七律诗，大多也是从形式上着眼的。
艺术形式问题、体式问题、章法和技巧问题，在他的创作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他的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经典作家一个显著的地方。
对幻想、对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研讨和张扬，构成了毛泽东文艺美学观特有的底蕴。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他首肯的两种积极的文学精神。而他的巨人意识，挑战气概，也使他的理论洋溢着代表新的阶级和新的时代的沧海横流般的征服力量。
毛泽东说过：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他喜爱李白、李贺、李商隐，主张“搞点幻想”。他甚至郑重指出：“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毛泽东把浪漫主义、艺术幻想提高到需要党认真研究的地步，并认为几十年在这方面建树不多，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振聋发聩的。
毛泽东期待着一种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创造气魄，企盼着一种飙发凌厉、吐纳环宇、奇诡多姿、燃烧战斗的文学精神。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未来充满自豪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