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间增添一丝温暖——谈朱光潜译维柯《新科学》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人间增添一丝温暖
——谈朱光潜译维柯《新科学》
程代熙
在６０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受命撰写《西方美学史》时，设了介绍维柯的专章。把这位１８世纪意大利学者的美学思想这般详尽地介绍给国人，朱先生是第一个。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两代美学、文艺学理论工作者，大都是借助朱先生的文字才开始知道维柯其人的。进入暮年时，朱先生发现他在《西方美学史》一书里对维柯的评述失之于片面，深感惶恐与不安。８０岁那年，他决心翻译维柯的《新科学》和《维柯自传》，用维柯自己的著作来纠正他对这位异邦前贤的偏颇之见。当我知道朱先生的这番用心时，我被他的这种对自己、对世人、对学术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１９８０年，朱先生已是８３岁的高龄，才排除（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杂务的干扰，开始落笔《新科学》的翻译。这是朱先生一生最后完成的一部大书。《新科学》是１９８６年５月付印的，可是朱老已于这年的３月谢世了。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他为之心力交瘁的《新科学》的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１９８３年夏，中国文联在庐山白云宾馆举办过一次“读书会”。朱先生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学术演讲，谈的是维柯。１９８４年，他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也作了一次关于《新科学》的报告，他谈了１７个问题，洋洋洒洒３万余言。这两次演讲在大陆和香港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
朱老认为维柯的《新科学》，就新在它是一门“人学”。说得稍为具体一点，《新科学》是由自然科学上升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他把这称为广义的自然科学，即它是范围相当广泛的既包括自然科学而主要是历史科学的一门崭新的研究。他把维柯与稍晚的达尔文相比较，他认为维柯在社会科学上的立场与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上是一致的。朱先生说，《新科学》其实讲的就是“人这一物种的原始”，或“人类社会原始”，因此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种原始》。这是朱先生对《新科学》研究的一个创见。其次，《新科学》提出了“人类世界（按：指人类社会——笔者）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论点。人类社会是人们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个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论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朱老深悔在《西方美学史》里把维柯目为唯心主义者。诚然维柯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者，这是自不待言的。再次，维柯认为应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要着重研究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过程就须从过程的源头开始，也就是从问题“开始时开始”，要根据史实，即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凭证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最后，《新美学》的“新”还表现在，是维柯而不是鲍姆加登，才是美学这门学科最早的创始人。
朱先生对《新科学》的介绍是与《新科学》本身的面貌相吻合的。当然，《新科学》的“新”并非仅仅止于以上四点。这里只是略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而已。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在一篇书评里曾借李义山的一句著名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譬喻朱光潜一生不知疲倦的劳作。朱老在一篇文章里回答说，“只要我在世一日，就要多‘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朱先生翻译的《新科学》的确使万千莘莘学子感到春意融融，相忘于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