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足球改革潮 [复制链接]

第11版(体育)
专栏：

　　不尽足球改革潮
本报记者汪大昭
１９９３年，中国的改革大潮急涌。１０月中旬，大连棒棰岛，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进入紧张而热烈的争辩。洋洋万言的中国足球转轨改制法规即将出台。
（一）
金秋，本是收获的季节，何况年景不错。但是，辛勤劳作之后，人们发现庄稼长得并不那么整齐。同样是黑白两色的足球，到了中国人脚下特别不听话。当国际足坛准备热热闹闹地迎接新的一届世界杯赛时，中国足球又一次早退。我们何时才能在那块神圣的绿茵场上潇洒走一回？
代表们面前摆放着一份《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这份已经四易其稿的文件提出了未来１０年之内中国足球的形势、任务、目标和改革的步骤与措施。说腻了“足球是圆的”，方知足球运动的轨迹很有学问，我们终于有了总体设计的草图。
规划中的具体目标是今后十年，中国足球总体实力位居亚洲前列，男足进入世界杯赛前１６名和奥运会前８名，女足进入世界前三名，主要甲级队达到亚洲先进俱乐部队水平。何等令人鼓舞！然而，与会者的争论恰由此开始。
人们将这个“具体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世界杯赛进入前１６名，这是连续两次代表亚洲出战的韩国队至今尚未实现的梦想。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打入八强，对于在奥林匹克足球史上只有一次获得参赛资格却无一球破门纪录的中国队来说，谈何容易，谁也不会忽视中国１９岁年龄组的队伍已经连续四届在亚洲青年锦标赛上被淘汰的事实。中国足协选拔悉尼奥运会适龄球员赴巴西深造五年，学成归来已是１９９８年年底，假如效果不甚理想，我们还来得及干什么呢？
一位年过六旬的前国家队教练提出，足球界不搞内耗，把劲使在一起，冲出亚洲应是近期就能实现的目标。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足球水平低落，宁可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来谨慎的袁伟民则代表中国足协提出在具体目标前加上“力争”二字的修改办法。
谨慎预言胜于乐观想象。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让多少人说来伤心，恼不得，更急不得。
（二）
足球界呼唤改革久矣。在中国体坛，许多项目还在解释传统体制优越性的时候，足球界已经大胆讨论以往体制的弊端了。１９９２年６月，中国足协在京郊红山口会议上，接受了足球被确定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选择。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棒棰岛会议，深化改革成了主题，议论的焦点是足球协会实体化、建立足球俱乐部、发展足球产业。
会场上出现了一些“总经理”、“董事长”身份的圈外人士，不少老面孔所代表的单位也换成了某某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破与立交错的时代特征活跃了会议的讨论和人们的思路。足球协会是管事的，还是干事的？足球俱乐部应当解决球员的后顾之忧，还是断其退路？巧了，人们企盼的与顾虑的竟是同一对象。
有人统计归纳，在足球运动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广东、广州等省市，已出现近百个规模、类型和层次不同的足球俱乐部，仅上海市就有３８个俱乐部，各地为开发足球产业成立的公司多达数十家。这些俱乐部又分为赞助式、联办式、企业自办式和球会式等不同模式。
足球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制度和职业化管理已逾百年，而今，落后的中国足球终于认真从体制上检讨自己的差距，终于把先进的足球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战术，拿到足协高层次会议上加以研究。然而，职业、半职业与业余之分，究意是指球队，还是指俱乐部，众说纷纭。人们并不准确地了解自己羡慕的对象，依样画葫芦也就不那么容易。
来自湖北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肖爱山说：“足球改革的目的应当是把足球运动水平搞上去，不是看谁学人家学得最像。”另一位来自辽宁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崔大林则提出，足球职业化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取决于体育主管部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俱乐部要适应市场经济与球队管理，需将行政、经济和法律三种手段并用，增强竞争、纪律和约束三种机制，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
拥有３０万足球人口的大连市，今年夏天建起了足球特区。市体委主任盖增圣解释说，足球特区就是要在足球运动水平上先强起来，我们对文化类特区的规律缺乏研究，其实，现在搞足球特区，是为了将来迟早取消特区。
打破区域人才壁垒，实行俱乐部球员有偿转会制，多年的呼唤有了回声。八一体工队队长吴皖湘在会上表示，愿意将６名现役球员有偿转让，其中三人曾为“国脚”，一人曾入选国奥队。湖北代表却担心如果将高中锋蔡晟转至他乡的俱乐部，可能影响企业对湖北足球队的资助。放人的和不愿放人的都在考虑转会制带来的效益。有人建议中国足协开辟球员“市场”，每年联赛后，各队将自己准备转出的球员明码标价，也好让大家知道一名优秀球员的价值。
（三）
会议期间，正值亚洲俱乐部优胜者杯赛在大连举行，大连队被香港南华队淘汰。人们对中国足球技术水平进步迟缓的原因认识并不一致。究竟是什么东西障碍了足球队伍的训练？建立与国际足坛对接的职业化管理体制，能否短期见效？参加正规足球训练的青少年是不是越多越好？
曾率辽宁队八次夺得全国冠军的教练李应发说，１９８５年在西德考察了解到，这个４０００万人口的国家有１２万支足球队，每周必有赛事。我们在足球普及上本来就差得多，还要把小学校里的尖子抽到一起练，弄得一花独放，别人都没积极性。这种过于集中的做法必须改变，决心砍掉一个尖子队，才能搞活下面一大片。
中国要增加足球人口，更要提高足球人口质量。革除羁绊，可能阔步迅跑，也可能反而不知所措。中国足球只有在大胆改革的同时，强化训练，才能有所作为。不要忘记，“三从一大”的训练要求正是从中国足球界最早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