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发育市场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

　　农民收入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占有不同的位置，也必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确立之后，如何帮助农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年增收？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林毅夫认为——
关键在于发育市场
本报记者吴长生
“近两年，农村有两件事最引人注意，一是负担重，一是民工潮。”林毅夫开场的话头似乎有点不大对题。
可还没等我发问，他却话锋一转，接着说：“其实，这都是表象，根子是连续几年农民收入徘徊。”
为什么这样说？农民收入增加不多，要“养”的干部却逐年增多，要兴办的事业也越来越多，国家拿不出钱来，只好往农民头上摊。负担能不加重吗？
再看城乡间的收入之比，１９７８年是２．３∶１，１９８５年变为１．９∶１，去年又恢复到了改革前的水平。由于农民收入中有相当部分要用于生产投入，近年来城乡消费差距则比改革前拉得更大了，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１变为去年的３．１∶１。中西部就更厉害。据统计，１９８９、１９９０两年，东部９省市农民收入是提高的，而中西部２１省区是下降的。去年西部省区农民人均收入４６８元，而东部是８９４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能不往城市、往东部涌吗？！“民工潮”谁挡得了呢？
“所以我认为，农民收入低主要是中西部收入低的问题。”林毅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西部。
怎么解决？林毅夫说：“必须打破常规，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靠发育市场，靠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传统的办法，如提高农产品价格、补贴等不行了，少，于事无补；多，国家受不了。别说我们，就连发达国家现在也补不起了。”
如何发育市场呢？“首先是东部得主动让出一部分农产品市场，不能再继续坚持各省市粮食、副食自给。应着眼于全国资源的合理利用来解决吃的问题。因为就中西部而言，目前普遍能够搞的主要还是农副产品生产，土地相对又比较宽，所以应先考虑发挥这一资源比较优势。打破农副产品市场的割据，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让市场机制首先在这个领域发挥起配置资源的作用。”其实，林毅夫的这一想法，在东部有的地方已经实行。去年记者在上海采访，就了解到他们靠“打全国牌”，满足上海粮食、蔬菜、肉食等供应的新战略。
林毅夫认为，东部继续强调农副产品自给，起码有两大弊病。一是，东部现在已出现劳力不足，劳动力价格升高，种粮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继续坚持“自给”方针，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二是，中西部市场难以扩大，生产受到限制，优势无法发挥，也就不能靠农业积累来发展其他产业。因此，东部省市应有意识地放弃“自给”政策，以促进农产品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对于民工潮，现在讲负面效应的多，我觉得更应看到它的积极作用。”林毅夫认为在产品流动的同时引导生产要素流动，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又一重要方面。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劳动力流动。对东部讲，解决劳力不足的出路不外两条，要么加快产业“升级”，向资金密集型转变；要么引进劳动力。但从全局看，我国仍属于资金紧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东部产业升级不宜过早、过快，否则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挥。而后一种选择既可使东部得到劳力补充，劳动力价格不会涨得过高，又能让中西部得到许多好处。落后地方输出的劳动力，不仅可以挣到较多的钱，而且开阔眼界，学会技术，增长了市场知识。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或将会成为中西部市场经济发展的骨干。由他们领办乡镇企业，可以大大提高成功率。
“民工潮”正是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表现，对它不能强行堵截，必须顺势引导，用改革的办法消除盲目性。有人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会引发“大城市病”。林毅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实践说明，“大城市病”恰恰是封闭市场、扭曲价格诱发的，日本及亚洲一些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和地区并没出现这种病症。我国目前农副产品价格基本已全部放开，诱发“大城市病”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只会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对土地、资金等其他要素，也要遵循生产法则，促进在更大的范围里流动起来。
“总之，利用市场、发挥优势、增加收入，应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长远目标。只有目标明确，才清楚该朝什么方向努力，才不会南辕北辙。”林毅夫在对自己的观点作出小结之后，又提出了近期可以实行的两条建议：第一，并“费”入税，不要靠“提留”养干部、办事情，而以税养人、办事。这样做，农民心理上好接受，政府也可以通过再分配向贫困地区补一点。第二，国家挤出点支农资金，与其补贴在价格上，不如补贴在修路上。帮助落后地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降低交换成本，更有利于资源优势的发挥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