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防治机构威力——内蒙古、新疆、四川、贵州、西藏碘缺乏病调查汇报（之四）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

　　重振防治机构威力
——内蒙古、新疆、四川、贵州、西藏碘缺乏病调查汇报（之四）
本报记者王永安周朗戴岚闻佳平李晋鸿张建君
人要到达海洋的彼岸，必须要有一艘坚固的航船；同样，中国要在２０００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ＩＤＤ）的目标，也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载体——这就是各地的地方病防治机构。
建国以来，我国从上至下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防治地方病领导机构，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一些地方放松了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这艘“航船”，可以说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几乎要被取消的机构
１９８６年，当中央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撤消后，各地相应的机构随即面临着散摊、保留的选择。虽然，多数省、市、自治区保住了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这个名；虽然有一位党委或政府的负责人任小组的组长，但工作状态远远不如从前了：遇到问题，到中央找不到对口的领导部门反映解决；常年难得开一次会，小组形同虚设；实际业务落在协调能力弱的卫生部门，解决问题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地区以下的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使地方病防治工作处于无人抓的状态。
温宿县是新疆ＩＤＤ重病区。记者去采访时，正赶上该县综合改革工作结束。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与县爱国卫生委员会、卫生防疫站被“合三为一”，地方病办公室主任既兼爱委会主任、又兼防疫站站长，而手下仅有一个“兵”。新疆很多地方病防治机构面临着被撤并的危险。许多地方病防治工作者对此表示十分不安，纷纷询问“上面”的态度。
就是保留了地病办，有的地方又把它划归防疫站管。到头来，真正搞这项业务的，也没有几个人。四川省地方病研究所已发文成立三年了，至今无所址，只能靠在省卫生防疫站内按一个科室对待。
有的防疫站为了经济效益，出现轻医现象。内蒙古准噶尔旗防疫站把精力用在开饭馆上，站长和卫生局长讲不出当地ＩＤＤ情况，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是退了休的地病科科长。而且介绍的内容又都是前几年的，显然没有把防治ＩＤＤ放在重要位置上。
几乎要被遗忘的人员
防治ＩＤＤ，专业人员要上山下乡，要进行枯燥的监测工作；他们不仅待遇不高，还要饱尝领不到全额工资的滋味。防治人员的难处鲜为人知。在整个社会里，他们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员。于是，负效应出来了。专业人员不愿搞地方病防治，纷纷调换科室或下海经商，新毕业的大学生也不愿到地病科工作。
新疆目前从事ＩＤＤ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只有１２５人，占基层地方病防治工作人员的２１％，其中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对民族地区的ＩＤＤ防治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
在四川，一方面是全省碘缺乏病区县由原来的５５个上升到目前的１５５个，另一方面是专业机构萎缩和防治人员的大量流失。８０年代中期，宜宾地区、乐山市防疫站地病科均是站内力量最强的科室，当时宜宾地区防疫站地病科有１４人，现在只剩下７人；乐山市防疫站地病科原１０人现只剩下５人；万县地区防疫站地病科最高峰时期有１６人，现只剩下３人；泸州市妇幼保健站目前仅１人从事地方病防治。流失的主要是中青年专业骨干。流失的原因是收入太低。
贵州３０００多万人口（其中ＩＤＤ病区人口１６００万），有多种地方病，但全省从事地方病防治的专业人员只有６５人。任务繁忙的省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才３个人，有的地区、州、市连地方病科都没有。西藏是世界公认的ＩＤＤ高发地区，防治任务艰巨，但专业人员非常紧缺。日喀则地区卫生防疫站只有地病科长一人负责ＩＤＤ防治工作。
这种状况再不改变，地方病防治队伍就会垮掉！
几乎不能开展科学的防治业务
调查病区环境和ＩＤＤ发病情况离不开必要的仪器设备。但在多数病区，仪器设备老化、简陋以至短缺，使防治工作缺乏科学的依据。
新疆大部分县（市）都没有微碘实验室，甚至连碘盐监测和定量分析都无法开展；全疆至今还没有一台甲状腺Ｂ超机，诊断ＩＤＤ还是眼看手摸。
在情况还比较好的四川，多数县防疫站无力承担尿碘检测。市级防疫站设备也严重短缺。广元市防疫站检验科的冰箱还是美国４０年代的产品，用于检测尿碘的马弗炉是１９６３年生产的，污迹斑斑，老旧不堪，仍在服役。Ｂ超、神经功能测定仪等设备在这里只能是可想而不可即。
缺少必要的检测设备在西藏很普遍。日喀则地区由于没有检测尿碘设备，一直未能开展尿碘检测工作。地区卫生局长朱国烈告诉记者，由于无法掌握病区群众体内碘含量的确切情况，只能对上门求医的病人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整个地区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记住他们，需要他们
面临ＩＤＤ防治的如此困境，我们的防治人员为了解除病区群众的疾苦，尽职尽责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请记住他们吧：
一类是对情况了如指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地病站郭建科，这位毕业几年的大学生，在众人面前不善言谈，凭他手中的资料就知道他如何工作了：全盟碘缺乏病的分布、历年病情监测结果、１９８８年以来病情月检季报资料等。内行人都知道，要搞好“月检季报”，工作量不知有多大！四川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的邓佳云，足迹踏遍了四川的大部分病区，有时候在下边蹲点一呆就是几个月，记者采访时发现他对四川ＩＤＤ的情况熟透了。这位在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医科大的毕业生，现在每月收入仅有２７０余元。但他告诉记者，他太爱他的事业，也太同情病区群众。
一类是任劳任怨坚守岗位。四川万县市防疫站地病科副主任医师程克明，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全家４口人，人均每月仅有６０多元生活费。生活的困难并未影响他的工作积极性。几年来，他身边的同事们一个个调走，他依然深入边远贫困山区参加防治工作。西藏山南地区卫生局副局长白玛仁增，今年只有３６岁，可他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已经有１４个年头了。他骑上骡子，翻山越岭，把碘丸送到病区群众手中。新疆ＩＤＤ的防治工作更是凝聚着一大批无名英雄的心血，每到一县，记者都看到了他们在病区奋斗的身影。阿克苏地区卫生处处长张居仁、新和县地病办主任杨建中、拜城县地病办负责人刘光伦，都是６０年代从沈阳、上海、天津的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３０多年了，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新疆。按照国家政策，他们都可以回到内地，但一想ＩＤＤ还在折磨着民族弟兄，就放弃了离疆的念头。
还有一类是千方百计治病救人、搞科研的典型。内蒙古伊克昭盟地病站刘文明，一到病区就为群众检查身体（见图）。该盟准噶尔旗朝脑梁乡沈承梁村刘金喜，患克汀病，经刘文明精心医治，病人基本痊愈。当记者到病人家时，只见刘金喜全家围着刘文明问长问短。村里有个小伙子说：地病站、防疫站的人都是大好人，因为他们给我们治病。”西藏卫生厅防疫处处长尹波，进藏３０多年来，苦苦钻研，他主持的“茶砖加碘”成果，近年已获国家专利。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以自己的高尚的品德、高明的医术，支撑着ＩＤＤ防治事业的发展。
刻不容缓的事
防治ＩＤＤ工作涉及卫生、盐业、商业、工商、税务等诸多部门，需要一个相对统一且有权威性的机构，以领导和协调防治工作。与此同时，各级必须健全防治专业机构，使ＩＤＤ防治工作有人来抓，有人来干。
采取措施稳定防治队伍也已刻不容缓。对于地方病防治人员来说，强调责任心和使命感、强调奉献精神十分重要，但要真正留得住人、稳定这支队伍，并且使防治人员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必须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