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星光灿烂——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们 [复制链接]

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今日星座

　　这里星光灿烂
　——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们
　　撰文：张建术　摄影：王东
新结识了一些朋友。我不敢说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里，是最出色的，但他们的确非常出色。这是些一次交谈便使你不能将他们忘记的青年知识分子。
矗立在北京古观象台斜对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宛如一面鬼斧神工、壁立百仞的山崖。能够攀登上这座科学的巨崖，本身就是一种奋斗。尽管往事在他们口中那样淡淡地说出，又淡淡地带过，但我却不难想见这些年轻人所经历过的磕磕绊绊，所付出的辛勤汗水。
驻足街头报摊，二流三流影、视、歌明星们的艳影靓照、绯闻韵事占据不少报刊的整块整块版面。而偌大国度的出类拔萃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构筑民族科学、文化基石的精英们，却被莫名其妙地冷落在他们各自的板凳上。可叹呢？可悲呢？无论如何，这毕竟不是正常的现象。
再看一看这一发人深思的现象的另外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直接服务于国家和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它必然面临着一个调整适应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悄悄到来，并且正在不断地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和阵痛。与赵培杰一起进哲学所的研究生院毕业生共５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科研处处长齐建国同期进所的共８人，走掉了７个。
然而，这里仍有一个年轻的产生光热的星系。
我的笔记本上有一页工业经济研究所江小娟的字迹。这是采访临近结束时，我请她写下的。当时未及细看，现在翻开才大感吃惊。这位年仅３６岁的女博士，居然已经完成了４本专著，近２００篇论文，发表过的文字已达１００多万，而且都是一些直面中国改革现实的高质量论述。
就是这个江小娟，看上去并无长期伏案的憔悴倦色，走路、握手，都显得精神饱满，富于力度。我半开玩笑地跟她说：“你的名字跟你的文风，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啊！”她莞尔一笑：“别的人也说我的文章像男士写的，又快又硬。”
今年新春佳节，同仁医院病房雪白的病床上，躺卧着一位孱弱苍白的青年，床前高悬着输液瓶，胃出血半个月，他已经是第４次进这间病房。
“李向阳，男，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生，河南内黄人，硕士，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红头《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以《严谨治学的李向阳》为题，专文介绍他，称赞他“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养成了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甚至为了某句话如何落笔而翻遍有关资料，成为该所利用外文书刊最多的青年科研人员之一。”
我和他晤面的前一天，中国金融出版社的编辑室与李向阳签定了２０万字书稿《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新凯恩斯经济学研究》的出版合同。他面带倦容地说：“９月底交稿，时间很紧，不完成是不行的。”
这位寡言少语，言必成理，姓名使人联想起腰插双枪的抗日游击队长的青年经济学家，看问题准而扎实。他这样解释自己选题的动机：“当前我国流行的是自由经济学派的理论，在西方也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派从‘人类是理性的’这一前提假定出发，认为市场、价格是万能的，是资源配置的唯一合理手段。可是从微观上看，人类个体理性是有缺陷的，而市场是一种人类行为，这就决定了市场是有缺陷的，并不尽善尽美。从这样的前提假定出发，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出一套理论。翻一翻国内文献，从市场本身分析市场缺陷的文字很少。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不预先考虑一般的市场缺陷。这样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
他情不自禁地说：“如果对经济学感兴趣，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科学。”
近日时常听到大街小巷放的一首歌里有一句“潇洒走一回”的词。社会学所的青年学者陆建华的活法，就显得较为靠近这句歌词的谱儿。
今年５月，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新的大型栏目——“东方时空”。其中的“东方之子”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眯缝眼，问语凌厉逼人，说话略带吴音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就是社会学所青少年问题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陆建华。
他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实属偶然。年初，新成立的“东方时空”剧组编导到社会学所欲找一学者做主持人。他稀里糊涂就出镜了。说稀里糊涂是指他在电视制作技术上真是外行。不过外行有外行的好处：没框框，没有陈规老套。初生牛犊不怕虎，上来就是新感觉。管他是厂长、经理，还是歌星、影星，照问不误。七问八问问出了风格。
陆建华和剧组伙伴们的目标很明确：改革中国电视，把真实交给观众。有观众打电话给他，说如果你不主持了，我们就不看这个节目了。某些被采访的名人则告他的状，说他提问刁钻，有损他们形象。谈及这种事，小陆哈哈大笑：“给观众一个真实的自己有什么不好？我们一些名人的心理太脆弱了。”
这位思路敏捷、锋芒毕露的主持人前的“学者”二字可不光是招牌，他的主要论、译著有：《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论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论文）、《中国青年工人的劳动意识》（论文）、《来自青年的报告》（专著）、《新人类》（专著）……其中，《中国青年工人的劳动意识》一文荣获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者论文竞赛最高奖。
社科院出拚命三郎。陕西作家路遥的一篇遗作题目叫《早晨从中午开始》。担负着大量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哲学所赵培杰硕士的早晨，应该说是从夜间开始。
时常是这样：白天忙所里，回家晚饭后睡一觉，９点多钟起来“干活儿”至凌晨，睡一小觉或干脆睡不成，接茬儿上班。几年中，他无论干外事，干科研处长，干学术秘书，都没有放弃学术上的追求。就是这个胶东农民的儿子，一夜一夜竟熬出１００多万字的“活儿”。这不是一般的勤奋，是熬心熬血拚命。
尼采说：“一件东西的价值有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收益，却取决于人们的付出——取决于你为它付出了多少代价。”
在这座大楼里，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令我不得不以异样的眼神观察端详将这个大院和闹市分隔开的白色铁栅，拍遍栏杆发问：当着外面的精彩世界拜金主义盛行的时候，这里居然还完好地保存着这样一种忘我的精神，奉献的精神，催人泪下的精神，这是为什么？！
而当你知道了他们的月工资奖金不过３００多元人民币，多数尚蜗居一间、一间半小屋，书籍堆放于阳台、走廊的时候，你当会更加大惑不解吧？
这是一些内心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生活热情的人。我面前的这位由待业青年、电脑操作员而考入研究生院、最终成为计算机室总工程师的女孩儿田奕，直到她起身送我出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肩膀竟那样瘦削。方才她跟我谈音乐、谈游泳、谈旅游的时候，她那好听的、但总使我略感苍凉的声音里，流露出多么强烈的生活意趣；她那长年室内工作人特有的面色上，荡漾起怎样深挚的欣悦。
握别时候，我感觉到一只小且薄且轻的手。在未来岁月中，这样的手能摇得动命运的巨桨吗？我发自内心地说：祝你好运！
是的，祝我们中国好运！（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