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
　　郑祥福
现代科学哲学，当追溯到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由于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和文化权威性，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一开始就以证实问题为基础，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其方法则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造成了其后四五十年间的争论。奎因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发难，认为分析真理——综合真理的区分与证实说是“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相对性问题。库恩则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主义作法，以世界观分析为核心，主张从科学史的研究中来理解科学的变化，认为科学家的本体论承诺将随着科学家世界观的转变而改变。但库恩的世界观分析因日益滑向相对主义而使科学失去其客观性、自主性和权威性，因而遭到种种反驳。１９６９年在伊利诺斯召开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以理论的结构为主题，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主义与库恩、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大加责伐。从此，便形成了以普特南、夏佩尔、麦克马林、波依德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实在论与以劳丹、范·弗拉森等人为代表的反实在论的“新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其一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其二是真理问题。在争论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双方都得求助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分析。但无论怎样，认识论分析的总体性意义是无法避免的，并且往往与当代科学发展的实例不相一致。于是，便形成了既反对科学实在论又抛弃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以亚瑟·法恩为代表，他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动荡的游戏：爱因斯坦、实在论和量子理论》一书，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经典之作，他提出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代表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另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是理查德·罗蒂，他所提出的是“协同性实用主义”。
后现代科学哲学总的特征是：感觉到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其主要根据是：
第一，以往对经典力学与相对论所作的哲学之概括性说明与当代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现象不符。因为经典力学与相对论都要求严格的连续性、严格的决定论，而量子力学所要求的是非连续性、非决定性。但是，实在论对指称问题的解释则明显地存在欠缺，经典实在论者所认为的理论术语指称个别具体的实体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当代物理学家的本体论承诺，仅仅是随着他集中注意于哪类理论而发生改变。因此，哲学对科学的解释与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理解未必尽然，科学家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竟正确与否，他并不按照哲学概括出的理论去思考与从事研究活动。
第二，一个科学家究竟属于实在论者抑或反实在论者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人们可以认为玻尔是实在论者、爱因斯坦是反实在论者，但玻尔的“完全性哲学”也可以认为是非实在论的，是“实在论的大敌”，而爱因斯坦也可以被认为只是一个“诱导性的实在论者”。然而，这种区分或分类并不代表玻尔与爱因斯坦在科学理论上的分歧。
第三，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为了维护科学的自主性与权威性，本体论承诺和真理问题仅仅是辩护的手段，但是当代科学的发展证明这两个问题都是不确定的、相对的。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承认理论指称实体和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并未求助于科学来说明这两个问题，而最终是借助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助听器。
后现代科学哲学以信任科学研究结果为前提，认为经验论、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对科学的解释尽管迥异，却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可是，无论是实在论、经验论抑或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都不会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这些哲学流派实际上每一个都想要对科学研究及其结果真正意味着什么补充一点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所以，应该用科学自身的术语来对待科学，不要以为非要对科学提供哲学解释不可。其实，科学家仅仅为了自己的方便才借用了哲学术语，这些术语并不是科学非要不可的。因此，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法恩建议人们，应该相信科学家说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让科学自己发言。如果科学家说存在分子、原子甚至φ／Ｊ粒子，那么我们就认为确是存在的。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称为“自然的本体论态度”。这种态度仅仅是种建议，一种信任态度，它标志着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终结，而是把科学哲学看作一组具有历史的实践，不是把哲学当作至高无上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
后现代科学哲学认为，没有哪一种模式是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主张科学的目的是求真，为了求真，就得去寻找真理的标准与证明的方法，并因此而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这样就把自己从社会协同性中分离出来，片面地去追求客观性。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罗蒂认为，主张协同性者无须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仅仅是毫无用途的宗教。在科学活动中，永远存在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词汇随时都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