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协会工作的若干问题（摘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作家协会工作的若干问题（摘要）
苏联 法捷耶夫
一、关于瓦·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
在评价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由于这种评价而使这部小说以现在的样子发表出来）这一件事上，“新世界”编辑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和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犯了错误，犯了思想性质的错误。这一错误的最大的责任应该由我和阿·特伐尔陀夫斯基负担，因为正是我们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正确的意见才在很大的程度上预定了书记处和编委会的错误。我努力要发掘我们这一错误的意义，从里面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想，大体上可以把小说的主题确定成这样：苏维埃人保卫斯大林格勒。可是在作品的中心却安排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决不能代表在前线和在后方的苏维埃人。事实上，我们军队的英雄主义也好，我们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英雄主义也好，都没有表现出来。安排在事件的中心的沙波施尼柯夫一家，对于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说来，不是特征的。沙波施尼柯夫一家以及和这家庭有关的一切人的事情和趣味的琐细无聊，给整部小说盖上了烙印。
像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的共产党员，不能够代表作为苏联社会领导的和主导的力量的我们的党：他们不具备为列宁斯大林型的活动家所特具的那些特征。
长篇小说里整个力量的配置是这样的：我们苏联社会里的最积极的力量不是没有被提到首位，就是被描写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绘，在小说里不是偶然的。
这部小说的基础是反动的唯心论哲学，这种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借作者所描写的登场人物——契贝静院士和施特鲁姆教授的嘴表现出来，作者把这两个人物当作自己的见解的主要表达者。这种哲学的本质并不新颖：生活彷佛在根柢上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里的一切都重复着，发展是绕着圆圈走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被解释成这样：似乎人民中间存在着两种历古已然的生活根源——善的根源和恶的根源。依据不同的环境，在人民里面，也像在一个人身上
一样，或者善的根源浮到表面，或者恶的根源浮到表面。在契贝静和施特鲁姆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恶的根源在德国人民里面浮了上来。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还用得着说么？
我们完全不是想说，格罗斯曼没有权利在小说里描写抱有这样的见解的“教授”。如果从苏联报刊上所登载的对格罗斯曼小说的批评里面得出结论说，描写和我们背道而驰的人，抱有敌对的哲学的人，在苏联文学中不被容许，那是不对的。恰巧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表现我们的反对者，以便更鲜明地表现我们的见解的正确和我们的事业的胜利。可是，格罗斯曼却以作者身份对契贝静和施特鲁姆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同情。这使读者明白，契贝静和施特鲁姆的反动见解正就是作者的见解。
人们谴责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不是因为苏联现实里没有陷于“日常琐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的人们，或者因为像沙波施尼柯夫这样的家庭不可能存在。由于我们教育工作的缺点以及我们发展中的矛盾，我们这儿还有不少的人，他们多多少少诚恳地完成着工作任务，但他们的兴趣总是在家庭的圈子里打转，或者无论如何总是爬不出琐细的日常生活利益的范围。表现这样的家庭，是可以的，并且有益的。可是，格罗斯曼把这样的家庭写成了苏维埃人的感情的主要表达者。这样做就是歪曲了生活。
描写矿工诺维柯夫，或在长篇小说第一卷结尾描绘集体农庄的劳动，都令人感觉到作者下笔的匆忙，说明了作者写这些东西，没有怀着爱情，却是由于责任。
作者的才能，在许多场面和许多形象上都可以看出来。充满崇高的斗争的活生生的生活，发生在小说以外的现实生活，有时还是要冲破故意布置的琐细的叙述而显现出来。然而，问题的这一面，却不能取消长篇小说在整体上的思想的毛病以及由此而生的根本的思想艺术的缺点——描写苏维埃人的不正确的态度，对苏维埃人的卑视。
这错误证明了我们，犯错误的人，没有表现出必要的思想的严格性与原则性，这样就促成了思想上有害的东西在报刊上出现。
在长篇小说发表之前，是不是有人提过意见，对这一点警告过呢？是的，有人提过意见，而且不在少数。
这样，应该可以使我们惊醒，使我们深思。可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无论是在作家协会里或编委会里都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解决许多带思想性质的问题——评价作品，阐明某一严重问题——经常是以少数领导干部的意见为转移的。我们在工作中很少应用集体性的正常原则。
二、关于“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
在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问题上所发生的错误，迫使作家协会书记处仔细地分析“新世界”杂志的工作。
“新世界”杂志的工作中有着许多错误。有一些是对于我们文学非常重要的带思想性质的错误。也有一些不过是杂志编辑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作风的表现。
大家知道，在“新世界”杂志上登载过阿·古尔维奇〔注一〕的反爱国主义的论文“正面典范的力量”。这错误也是在秘书处的成员——法捷耶夫和苏尔柯夫的支持下犯了的，然而这却不能解除杂志编辑部的责任。
在这杂志上登载过恩·亚谢耶夫的思想上不正确的诗“杨柳”。
在“新世界”杂志上出现过弗·奥格乌夫的论文
“需要明朗！”〔注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遗产作了不正确的、从小集团立场出发的评价。
“新世界”杂志的最重大的错误是它刊载了艾·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朋友的心”（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这篇中篇小说有许多方面，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里遭受到批评的部分正是遥遥呼应的。在这中篇小说上，同样地也有这样的缺点，彷佛人们必遭灭亡似的。在表现人物方面，卡札凯维奇没有达到像格罗斯曼那样的程度，但也有着故意贬低英雄主义的作法。
不错，一个人必须被多方面地表现，表现肯定的东西，也表现缺点。不错，我们知道，优秀的人也会做出多多少少不好的行为来。可是，重要的是要在一个人身上看出主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看出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怎样地反应，一般地就是要从正面，而不是从背后去看他。在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里，人们像野草蔓长一样，没有思想地活着。他的英雄们虽然大半都是完整无缺的人，可是他们的思想生活非但没有被强调写出，并且大部分是压根儿没有被表现出来。于是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虽然人们完成了英勇的行为，他们却不是活着，而是在生活上爬着。
我不能够把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卡札凯维奇所描写的人，大多数都是完整无缺的人。作者出色地表现了在挪威北部作战的苏联人，以兄弟般的友好态度来对待挪威人。但同时，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也包含着浸染着悲观主义气氛的重大的思想缺陷。它不应该以现在的样子发表出来。在这里，编辑部又一次表现了宽容态度和思想上的要求不高。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正像作家协会书记处在对待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样，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必须在我们中间根绝宽容态度，必须提高思想的与创作的严格要求，富有原则性，从这种立场上来进行我们的事业。
三、提高苏联文学质量的斗争以及这斗争的思想敌人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它的全部决议，和作家的工作发生着直接的关系。新的五年计划在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跨进了一大步。共产主义建设的激情就是我们苏联作家的激情。五年计划在颇大的程度内决定了我们的题材，它指示我们应该把主要的注意放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
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指出了我们执行任务时所遵循的道路和方法。我们必须第一，善于把人物描写成这样，使他对一切人，对全体社会成为典范，用这些典范来教育人们。第二，我们必须不惧怕困难，不掩饰我们发展中的矛盾，表现我们的反对者，我们的敌人，也要表现那些落后的必须施以重新教育的人。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全部丰富性与发展中，在它的全部困难与矛盾中描写生活，这些困难与矛盾我们正在胜利地克服着。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给予了苏联文学中臭名昭著的“无冲突性”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马林科夫同志探讨了典型问题，断言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指出了应该怎样地来理解典型，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发展像讽刺之类的我们文学的样式，以鞭鞑一切恶劣的、腐朽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马林科夫同志号召作家们根绝各种各样粗制滥造作风，不要再给人民写平庸的灰色的作品。
我们面临着创造苏维埃艺术经典作品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为提高苏联文学的思想艺术质量进行不倦的斗争，在文学工作者中间培养我们的导师列宁与斯大林式的深刻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培养真正的技巧，和这关联着，还须培养工作的素养，向古典作家学习的精神，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教育的任务。而真正的教育，如果不展开不顾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批评，那是不可能的。同样地也不可能正确地教育文学家们，如果不在他们面前揭发异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见解，如果不使他们养成高度警惕的习惯。
和文学中这种反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随伴而来的，是不愿学习，对古典遗产采取蔑视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拉普”派〔注三〕的说法，就是遵照文学中的“辩证唯物论方法”），自然而然地就会使作家的作品成为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新拉普”倾向危害最大之处，就是它的宗派主义，把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立起来，用叫嚣和命令主义，用和教育性的批评背道而驰的辱骂式的批评来暗中代替教育作家的任务。
“新拉普派分子”歪曲着列宁主义的文学中的党性原则。在“新拉普派分子”看来，唯一能够达到文学的党性的，只有党的成员，共产党员，似乎靠了党员身份才能够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人们。
这并不符合文学中的实际情况，其目的是要使文学的非党干部离开党，从党的手里把他们夺走。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上面提到过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化”。“真理报”上写道：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家
中还可以碰见这样的人，在文章里用盛气凌人的
庸俗的批评来代替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这
种批评是和我们的社会精神格格不入的，它不会
带来好处，只有害处。”
否定苏联文学的最流行的一个方法就是笼统地责备“缺乏艺术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上来的很陈旧的方法：不管我们苏维埃精神的作品写得怎样，不管它有些什么优点和缺点，却一味夸大它的缺点，以便宣布这作品“不符合”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要求的水准。反之，如果出现了一部有着思想缺点甚至毛病的作品，像格罗斯曼那样的作品，大家都环绕它唱出了赞美的合唱，捧得非常之高，以便在喧哗声中让人听不见真正批评的声音。
是的，我们力图真实而彻底地发掘我们作品中的不但是思想上的，并且一定还包括艺术上的缺点。我们梦想着苏维埃的古典作家，梦想着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共产主义作品的艺术质量。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才要在我们的队伍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要继续展开下去，不管某些作家怎样地抱怨。
可是，我们的批评和我们敌人的批评不同，这是一种真实的，同时考察到作品的优点与缺点的批评，必须断定某一部作品对社会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如果有益处，那么是怎样的益处，什么东西妨碍了某一部作品对于人民成为更有价值的精神上的珍品。
我们拥有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给予我们的卓越无比的工作纲领。它在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在红场上面对全世界人士所发表的讲话中被确定了。以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受过考验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着我们。我们有着一切必要的条件，来用新的任务鼓舞苏联作家，领导他们在党的旗帜下面前进。我们是会创造出苏维埃艺术的经典作品来的，人民——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将以此自豪。
〔注一〕阿·古尔维奇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一笔抹煞古典文学的进步意义，武断地说：古典文学没有创造过，也不可能创造肯定人物的典型，这种理论被“真理报”正确地斥为反爱国主义见解的再现。
〔注二〕奥格乌夫的错误在于对马雅可夫斯基早期诗歌的未来主义倾向采取无批判态度。
〔注三〕“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阿·别里克企图恢复“拉普”的庸俗理论，被称为“新拉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