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预算问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美国政府的预算问题
苏联 比乌日纳尔
四月三十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打算要求国会把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预算的开支削减八十五亿美元。他说，减少军费和对外援助，将是节省的主要部分。
战后时期，特别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巨大的国家预算几乎全部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联邦预算中的民政支出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另外的十分之九直接或间接地都供应了战争机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推算也认为目前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耗于军费。政府的支出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即不断地迅速增加，人们知道，一九四八年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在本财政年度（指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一年），全部预算的支出近七百五十亿美元，超过一九三九年的支出约八点五倍，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度的水平。杜鲁门政府草拟的来年度（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的预算，数字更大，为七百八十六亿美元。
挥霍的美国政府消耗大量金钱于扩充军队、增加装备和供应武装部队上，因而引起了暂时的需求的增加。这种情势也相应地引起了物价上涨，工业生产的暂时的活跃。一九五二年，由于垄断价格螺旋上升以及投机的和战略的物资存储的结果，批发价格指数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二点五，比一九四五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杀人武器价格高昂，艾森豪威尔在四月十六日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说时曾极生动地加以描述过，这种高昂不仅应归因于制造这些武器时所耗费的大量原料和人的劳力，而且也应归因于政府对垄断利润空前高涨的资本家们的慷慨大度。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十八个月中，军事工业的股票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七，而其他一般企业的股票不过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十八点五。
军火价格的高昂，在政府军事部门中有强力影响的垄断资本家们贪得无厌的结果，乃是美国财政情况恶化的因素之一。由于物价不断提高，政府的军事部门不得不用牺牲纳税人的手段以巨款超额偿付大工业企业。美国的银行家贝尔纳德·巴鲁克最近曾说，由于物价上升，自朝鲜战争起至一九五二年年中，政府为了军事供应曾多花了一百二十亿美元，而在本财政年度内还要多花一百亿美元。
在一九五一年五月讨论通货膨胀的一次会议上，工会代表曾说过，通货膨胀是由于垄断资本家在幕后操纵的结果。这次会议所引证的数字说明，到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一年中，美国人曾超额偿付给“通货膨胀的幕后人”一百五十亿美元以上。
所以，扩张军备运动和日增的军事支出已经产生了另一个恶果——物价普遍高涨。这两个因素向相同方向发展，互相结合起来，使国家财政情况恶化，赋税增加，通货膨胀，美元贬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有物价管制，仍有相当程度的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此后的趋向是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政府虽然一再增加赋税，仍不能适应支出的需要，预算的赤字靠发行公债来弥补，结果是政府的全部债务在一九三九年是四百六十亿美元，而在一九四六年则增至二千七百亿美元。
在美国，也正如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政府大规模发行公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公债向来在人民群众中找不到买主，政府就把它们分配到大银行里去，藉助于一些复杂的金融上的手续（例如，买空卖空的存款计算），使大银行得到很大利益，然而结果不能不是支付工具流通量的增加和引起新的通货膨胀。
美国政府债务的巨大增加，和美元贬值结合在一起，对于政府的信用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并且充满了在严重的经济不稳中使国家破产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威胁由于减少债务即偿还一部分政府公债而避免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军备运动，特别是进行朝鲜战争，已经完全失去了使用减少政府债务（一九五二年年底为二千五百九十亿美元）以部分地改善财政情势的可能性。每年偿付政府债务的利息差不多已达六十亿美元。
由于增发公债必然要使政府的信用机构发生严重危险，政府决定以增加赋税来平衡预算。一九三九年的联邦税收不过五十五亿美元，到一九五二年已增加到六百八十七亿美元。平均每一个美国人的纳税额（包括地方税在内）从一百零六美元增加到五百一十四美元。
赋税已成为劳动阶级的重负。间接的赋税是增加在消费物品的价格上的，当然要使物价进一步上涨。个人所得税的一再增加，严重地打击了收入微薄的人们。所得税的免税最低额在一九三九年为二千美元，而在一九五一年则为六百美元，在同一时期内，所得税纳税人的数目由四百万增加到四千四百三十万。目前官方的统计也承认，直接和间接的赋税已占去了美国工人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高额赋税的打击也同样地落到美国农民、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和收入较低的中等阶层的身上。
但在另一方面，和政府各部门密切勾结的公司所缴纳的营业税，和它们因军事订货而赚得的利润相比，当然还是很少的。然而并不是大资产阶级的各个行业都是如此，所以它们之中的一些代言人已经在抱怨高额赋税了。应当指出，在去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领袖们拿手的好戏就是攻击杜鲁门的赋税政策和许诺减低赋税。
直至最近，多数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官方的乐观主义鼓吹者，还认为高额赋税会减弱通货膨胀，并且会成为一种能够稳定通货的财源。事实已经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断。高额赋税证明只是一道阻挡汹涌的通货膨胀的堤防，而通货膨胀是在即使不发行新公债的情况下也是要继续恶化下去的。上面提到的物价高涨，不仅由于扩张军备运动日增的需要，也由于美元继续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恶果。
美国财政如果想有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只有“减少”在战争中大大膨胀了的通货，只有“从流通中收回”过多的通货。不过，美国政府没有紧缩通货（只要庞大的军事开支存在一天，紧缩通货就一天办不到），结果，由于纸币流通量及信用借贷加速度的增加和日渐增多的消费者的借贷及和通货数量有关的商品的缩减，通货膨胀继续发展了。
美国战争经济机构中数得着的角色查尔斯·威尔逊，一九五一年时曾把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比作“第一号内部敌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竞选的前夕也曾说过，“我们新政府的全部力量应投之于反对通货膨胀的战争中”。
美国政府为通货膨胀所苦是可以理解的。一九五一年美元只相当于它在一九三九年价值的百分之四十三。丢开其他不谈，只这一点就大大地损伤了政府的信用和对于国库支付能力的信任。美元贬值也将政府的各种公债的价值压低了，例如，一九三九年买得的公债加上累积的利息，现在已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七的价值。
政府公债贬值这一事实又说明政府对发行新公债踌躇不前的理由。事实证明，在目前的价格上，不但销售公债，就是要保持公债，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并且，不得不一再使用压力阻止大规模偿还贬值了的政府公债的要求。大量的政府公债和政府信用受到的损伤，必然会带来整个财政崩溃的威胁。为了避免财政崩溃，政府被迫一再求助于增加赋税，利用它作为国家和地方的财源。
即使用了这些反常的手段，预算依然不能平衡，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度政府债务增加了近四十亿美元，本财政年度还要增加近六十亿美元。
美国报纸也指出，只要预算中仍有赤字，只要政府债务继续增加，那些动听的减少赋税的许诺也只能是许诺而已。但是从目前的在原来拟订的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预算中的收入情况看来，根本谈不到减低赋税，甚至也不可能消除赤字。
那么，艾森豪威尔建议削减预算支出的可能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即使这一建议为国会接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的支出仍然要超过七百亿美元。并且，预算对某一特定项目拨款较小，并不就意味着开支也必然较小。国会在同意开支时，只是给政府以权力而不是义务，来动用某一款项。最近几年来时常是国会拨款并没有用尽，在延期决算项目（即获准动用而未曾动用的款项）下仍有政府为将来支出活动的余地。
加上这些延期决算的款项，在本财政年度内政府尚有权动用款项一千五百三十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列在预算中支出的两倍。事实上，开支将是八百五十亿美元，这就是说，下一财政年度的延期决算款项将近七百亿美元，政府可能开支得比预算中提供的要多得多。
美国“延长”备战计划的政策把那些美国领袖们所说的军事支出日增系由于“外来威胁”的谎言戳穿了。事实非常清楚，假使真有这种威胁的话，美国政府就不会使它的军事计划“延长”了，而会在最短的可能的时间内来完成它。
“延长”备战计划的真正原因是：朝鲜战争和扩张军备运动是被当作人为的刺激企业活动的主要方法的。“延长”备战计划是由一些大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所决定的，它们不能一下子在原来规定的时间内消化完所有庞大而有利的战争定货，而且它们也决定不让这些定货溜出它们的手心。
因为政府能够开支的比预算允许的为多，也比它向国会所要求的为多，所以，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大量削减军事支出或防止军事支出进一步的增加，是很可怀疑的。
无论如何，不管下年度联邦预算数目大小如何，这种削减支出的建议无疑反映出美国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的不利情况。
因扩张军备运动引起的美国财政日增的困难，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结果。第一，美元贬值和赋税日增是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广泛的罢工运动显示出群众的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和不满。第二，美国财政上的削弱无疑将要并且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反响，因为这种情势正使得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更加削弱。
进而考察事情的背景就可以明白，筹划中的办法看来也不是什么有效的。最近几年来的痛苦经历使得美国大多数人相信，如果不对国民收入中耗于军费的项目作决定性的缩减，要想稳定国家财政情势是不可能的。目前修订预算的一些策划看不出有什么削减的可能，而且即使能对若干项目作一些削减，整个预算也仍然是一个战争预算。
意义深长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向国会提出“削减”所谓援外拨款，将杜鲁门原来希望的七十六亿美元减为五十八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建议将这一批钱的大部分用作军事目的。在五十八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中要求以五十二亿五千万美元购买武器援助外国，剩下的五亿五千万美元才用作所谓技术和经济援助。在所谓援外拨款中，包括在民主国家进行破坏颠覆活动的一亿美元。
报纸报道说，美国政府所以向国会提出这批拨款的藉口是据说“苏联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和平愿望的证明”。这种论据自然是丝毫站不住脚的，因为苏联和平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美国的预算，却没有提供任何愿意转向和平经济的证明。
（梁田译自苏联“新时代”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