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平文化断层的赤子——一批中青年社科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填平文化断层的赤子
——一批中青年社科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本报记者杨健
早在８０年代后期，当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正在为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的文化繁荣、学术自由而踌躇满志的时候，海外的有识之士就曾告诫说：中国的改革之势已经不可逆转，那些支持和鼓励改革的学者们在为社会设计道路的同时，应该开始为自己重新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了，因为他们正竭力推动着的这种潮流总有一天会冲到他们自己身上。
几年过去，当市场经济终于成为呼啸而来的潮流时，几乎每一位社科学者都感到了它那咄咄逼人的挑战。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本色，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
如何在未来以市场为枢纽的社会结构中，重新找到文化学术以及文化人的位置？文化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投入这场以商品为先导的经济改革？
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这种挑战和机遇面前，他们既要承载起重构民族文化的责任，又要抵挡住市场经济下拜金逐利的诱惑；既要打破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又不能照抄那些外来的思想和经验。时时袭来的困惑像一片漂浮的云层，不时遮蔽在他们心灵的天空。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有精神的。许多人已经作出了选择。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１９９３年４月，威尔顿会议中心，英国外交部组织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世界的挑战和反应”研讨会上，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与会者，张蕴岭受到整个会议的注目。短短三天的会期中，有整整一天是为他的讲演和答辩安排的。
当２００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瞪大眼睛，倾听张蕴岭旁征博引、高屋建瓴的论述时，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位视野开阔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住在北京万寿路一间低矮狭小、只有７个平方米的斗室之中；每天晚上打开房门，等待着他的是一条油腻的围裙、一张冰冷的板凳和一盏彻夜不灭的灯。
《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张蕴岭学术理论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为写好这本书，仅《资本论》第一卷他就反复研读了３遍，做下了几十本厚厚的笔记。在美国搜集资料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张蕴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啃着自制的三明治，他每天从开馆坐到闭馆，几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到回国的时候，两大箱沉甸甸的材料和４０万字著作的雏形几乎就是他全部的行李。
张蕴岭这样解释自己的行动：“我们这批人是过渡的一代，在发展的潮流将我们冲走之前，这个社会的前进还需要我们来推动。缺少了我们的努力，这一段历史就会留下一个空白。在这种时候，我们有一种使命感。”
“使命感”，这是一个平庸者怯于提及的字眼，也是多少代中国有血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无法放下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张蕴岭绝不是孤独的。
翻开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马西沙那本洋洋百万言的《中国民间宗教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著书立业，苦中作乐，是当代一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这里已经没有弹素琴、诵金经的高雅情致，也没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闲适格调，却像夕阳下，古道西风中寻求归路的游子疾步前行，赶着完成一种谁也没有下达的使命……”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策之下，马西沙在烈日炎炎下跋山涉水，寻经问典，在黑灯暗夜中走街串巷，造访行家，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正是为了不辱使命，马西沙年复一年地静伏在故宫档案馆的阅览桌上，把驰骋思绪于历史的大千世界中作为最高的享受，十年磨一剑，孕育出《中国民间宗教史》这一硕果，在冷而难的宗教史领域里走出了一条新路，再现了范文澜先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
谈到使命，樊纲，这位年仅４０岁的博士生导师，显得异常地沉静和冷峻。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种平民化的经济中，知识层次高的人应该有一种自觉，即不把自己看作精神领袖，而只是努力去做自己职业中的带头人。在我们过去的知识体系和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断层，如果我们这批学者能够在知识的积累、传播和社会精神生活的丰富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未来３０年的时间内完全填平这个断层的话，我们的历史使命就算完成了。
基于这种理性的思考和长远的打算，樊纲便有了一种超乎年龄的宁静淡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乐趣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喜欢上了这种独处的安宁。我那些进入商界的朋友们最大的苦恼，就是他们每天都要说许多许多的话，可又实在无话可说。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面对书本、面对圣人，与他们对话，我有什么理由不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呢？”
孟子有一句话：“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按照孟夫子的说法，在滚滚而来的商潮面前，我们无意去褒贬那些练摊的学生、卖饼的教授和经商的文人。但对于那些安于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学术的学者，我们无法不表示我们的敬意，因为孟夫子还有一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从“象牙之塔”走向“人间烟火”
一种新型文化的建设，光靠一种精神是不够的。如果不能面向实际，提高我们自身对现代社会掌握和研究的水平，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们就永远无法走出从理念到理念的经院哲学式的象牙之塔，我们殚精竭虑所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便只能束之高阁，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的文化大厦也只能是一片海市蜃楼。
“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社会赋予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所做出的研究，应有助于社会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李扬博士一见面的几句话，就道出了他沉稳务实的治学风格。
在李扬选择《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有不少师友认为这个题目太小，太具“人间烟火”味，是不能成其为理论，更难成其为博士论文的。可李扬追求的，正是这股“人间烟火”味。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从对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分析开始，在此基础上才能抽象出覆盖面较广的经济规律，才能建立起不脱离实际的“大”理论体系来。当我们探索的对象是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其自身还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时，尤其需要对具体问题作大量的实证研究。
本着这样一种思路，李扬在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提出按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变革中国补贴制度的主张。有关专家认为《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一书理论联系实际，填补了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公推此书是学术著作的范本。该书因此获得１９９１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和李扬相比，樊纲的研究更侧重于基础理论，但他研究基础理论决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为避免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研究方法，樊纲探索着一种从现实中来、又能够解释现实的理论实证研究模式。他的这一探索在《灰市场理论》一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该文通过一个严谨的理论模型，对“走后门”、“官倒”等经济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实证分析。他指出，由这些经济现象带来的非利润收入实际上是消费者利益的一种转移，“官倒”公司在流通中的实际作用不在于促进流通，由它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能引起生产的增加，从而产生一种供求刚性。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震动了当时的经济学界。
实践的要求规定了理论的时代性，也激活了理论的进步。１９９３年春天，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１９９３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经济、社会蓝皮书。这是一个标志，它告诉人们，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理论为实践服务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
要让理论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并指导实践，最重要的是深刻了解研究对象；而在这种了解的过程中，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青年学者邓英淘十几年治学的最深体会。
“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形成了邓英淘一系列著述的鲜明个性。在时下学术界舶来的“新理论”、“新方法”乱飞，不问前提照抄西方的情况下，这一执著追求真理的鲜明个性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中，邓英淘指出，在发达国家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示范”效应日趋强烈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生态和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现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国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突破那种耗用大量不可更新资源和片面强调不断加速物质经济增长的经典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他的这一理论在１９８８年１月公开提出之后，在学界独树一帜，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面对近年兴起的“股份热”，邓英淘也没有人云亦云。他认为，在大部分资产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状况下，依靠股份制解决国有资产运行效率不高、亏损无人负责问题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家负亏、企业负盈，入股分红成为企业变相超发奖金的一种借口。邓英淘这一不为时尚左右的独立见解，对防止企业股份制一哄而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提醒人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同样，当王震中提出史前东夷文化是形成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对流行的中国文明和夏商周文化单线起源论提出质疑；当李汉林通过对单位和组织的研究提出重新整合国家、群体和个人相互关系的设想；当刘靖华在国外传媒一片“海湾危机可以政治解决，战争或可避免”的预测中，坚信海湾危机的结果将是一场以科威特的主权恢复为最终结局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所想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从哪里拉来一个“新理论”作靠山，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学术界要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恐怕首先要从建立这种鲜明的“个性”开始。
最近，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学者与北京学术界广泛接触后，深有感慨地说：“以前看见大陆新闻传媒纷纷言说文人下海，很担心文化学术就此薪火失传。现在看到北京不少年轻人神定气闲，端坐书斋，精品迭出，很有希望，中国下个世纪的学术大师很可能就诞生在他们中间。”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