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

　　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
本报记者江夏
与陈锡文谈起本报开辟的这个专栏，他一开口就感慨了一番：“其实农民收入问题４年前就尖锐地提出来了，粮食生产的显著增长与农民收入的负增长发生在同一年，曾引起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介的关注，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大大滞后了。”
记者追问：“这是为什么呢？”
陈锡文说，关键在于有关决策部门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观察农业形势，指导农村工作。用产品经济的观念看待农业，必然追求产品的数量，而且多多益善，农产品供应的充足掩盖了农村的诸多矛盾；若用商品经济的观念看农业，就必须考虑农产品供给是否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而非越多越好。城市居民感到农产品丰富便宜，对农村来说往往已是谷贱伤农。自觉不自觉地用产品经济的观念、且较多地站在城市的角度看农业和农村，就容易忽视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及其背后的问题。
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深层次矛盾长年积累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每年新增劳力的３／４左右都压在有限的耕地上。据测算，我国农业中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目前至少有１亿人，到本世纪末将达到１．５亿以上。从耕地上获取的有限收入均分给众多的农业人口，其结果可想而知。８０年代初期，农产品供求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数量的短缺，所以只要初级农产品增产，农民就能增收。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农产品品种、品质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市场需求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产业结构及时得到调整，从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若不是乡镇企业新安置了７０００多万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乡镇企业是我们找到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使农业增产、农民富裕的途径。但值得忧虑的是，近几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很快，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急剧下降。特别是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靠农业就业的劳动力不仅没减少，反而增长了８．７％，农民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如果到本世纪末，每年仍然有大量新增剩余劳动力靠狭小的土地就业，土地将不堪重负。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农业人口众多，但农民分配到的资源太少了，也就是说农民的就业机会太少了。有一些同志想主要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办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且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把价格当作分配手段有可能违背资源配置的原则，容易走到价格倒挂、财政补贴的老路上去，实际这种办法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是很有限的。我们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量即使全部补给农民，也不过人均３０元左右，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乡镇企业安置就业的能力减弱是什么原因呢？”记者问道。
陈锡文分析，第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上规模、上档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减少，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出现不仅不吸纳还往外“吐”劳力的情况。第二，社区的封闭性和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造成了乡镇企业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据统计，乡镇企业的产值中，工业产值占７５％，其中加工工业又占到８５％，其产品市场受到很大局限；加之企业分散在乡乡村村，城市化未能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单一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第三产业的相对不发达，因此，一大批应由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这样损失掉了。
谈到对策，陈锡文强调，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时，一定要表里兼治，既要在农产品价格、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方面给予适当补贴，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又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尤其应该在发展乡镇企业上多下功夫，认真研究其市场、结构和布局的问题，而且一定要城乡一体统筹考虑。我国近几年不仅反复出现大规模的“民工潮”，而且出现了“都市里的村庄”——流动人口的定居点。这是农民在土地之外寻找就业机会的自发行为。在政策上如不及早有个“说法”，加以引导，不仅农民收入问题解决无望，还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他建议：在政策上要更加明确地引导、鼓励乡镇企业走股份化、集团化的道路，老企业扩大和新企业建设适当向城镇集中。鉴于大中城市人口密度高、现有基础设施不足、管理难度大等情况，发展小城镇可以优先考虑，尽管发展小城镇的规模效益不如大中城市，但地价低，农民进入相对容易，可操作性强。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连成片，形成自然的城市圈。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必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