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红军本色不变的老将军——深切怀念杨勇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保持红军本色不变的老将军
——深切怀念杨勇同志
迟浩田
最近，江泽民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指战员提出了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老红军本色不变的要求。学习江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不禁使我想起那些为建设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而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起无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使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不断得以发扬的革命先驱，想起我们总参谋部的优秀领导者、可敬可亲的杨勇同志。
杨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１０周年了。１０年来，他那光明磊落、宽宏大度、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对党忠贞不渝、对同志满腔热忱的赤诚之心；对军队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时时萦绕在许许多多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心头，许多往事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还是那样清新，那样富于激励、感召和教育作用。我深深感到，在杨勇同志身上，蕴含着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红军精神。杨勇将军是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命出征，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屡建奇功；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在北京、沈阳、新疆军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倾注心血抓好部队全面建设，颇多建树；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胸怀全局，善抓大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和中央军委的决策，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勇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我是１９７７年调入总参工作的。当时杨勇同志任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先是协助邓小平同志、随后是协助杨得志同志主持总参全面工作。我有幸在杨勇同志具体领导下一起共事将近６年。从杨勇同志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自觉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正派为人，诚实待人，勤奋工作，磊落光明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
我和杨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的一天。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报社的工作卸任时，我当时的愿望是仍回北京军区工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总参谋部任副总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对此，我感到很突然，思想上有压力。接到命令的那天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我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杨勇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约我面谈。杨勇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工作调动是军委确定的，这是组织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党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你就非干好不可。”他还鼓励我说：“浩田同志，你还年轻，到总参后要积极大胆地干，工作上错了我负责任。”他见我不同意要首长为自己一旦工作失误而承担责任时，十分豪爽地说：“你可以查查我的历史，我这个人一贯这样，决不会遇事推诿，文过饰非。”杨勇同志还说：“总参任务繁重，情况复杂。小平同志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大事，我们要多请示；小事，我们要多商量，不要去干扰。”杨勇同志和我第一次的谈话是这样坦率、这样推心置腹，这对我解除思想顾虑，愉快地到总参工作，帮助是很大的。
（一）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敏锐。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勇同志当即指示，要在总参组织学习这篇文章。当时军队系统还没有下达组织学习的部署。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等一等再动。杨勇同志明确地对我说：“我们这样做，可能有人会批评你不请示，但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有点胆量和气魄。这场讨论，是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军队是不能回避的。”杨勇同志提出，要从总参党委学起，总参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也要学。为了推动这个学习，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总参第五期师以上干部读书班讲话。强调指出：总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作为根本性的思想建设来抓。他还说，在军事领域里，同其他领域一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我们要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军事领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积极主动地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实践证明，杨勇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正由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抓得比较早、比较自觉，特别是总参党委和师以上干部先学了一步，从而为我们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清除派性，分清大是大非，平反冤假错案，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总参落实党的政策，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当时涉及面较宽、难度较大的事情。杨勇同志非常注重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再强调“全错了的全平，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决不能留尾巴”。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推托现象，杨勇同志察觉后严肃指出：前提是实事求是地搞清问题，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他说：“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注意，不要怕平反昭雪否定了自己，错了就认错，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如果明知错了还装作正确，不肯认错，那就不应该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总参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大会。事前，在酝酿谁上主席台的问题上，杨勇同志和我商量后明确决定，除总参党委领导成员外，也要让受迫害的同志、被平反的同志坐主席台，其他人一律坐下边。这件事看起来不大，但充分体现了杨勇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感情。
（二）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党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一贯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非常注意维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杨勇同志是很能团结人的”。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和他在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也敢于发表个人意见。他豪爽豁达，待人宽厚，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他都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团结、信任大多数同志。他这种既坚持党的原则，又广泛团结同志的品格和才能，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杨勇同志非常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干部，在干部使用上，他心底无私，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坚持党委集体决定，坚持搞“五湖四海”。他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两个都在北京军区工作过，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搞坨坨，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总参的干部来自全军，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满腔热情地相信他们，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础。”杨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从无亲疏远近之分。就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注意历史地、全面地看。总参有少数高级干部曾经程度不同地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除极少数人问题比较严重外，大多数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关系问题，经过多次清查和教育帮助，这些同志的问题已经清楚，而且态度都比较好。对于这些同志，杨勇同志主张及早予以解脱。他不止一次地讲：“这些同志也是十年内乱的受害者，战争年代是有功的。对他们的错误，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要全面地、历史地、本质地看待他们。”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不打倒我，让我干那种工作，说不定也同样会犯错误。在那种条件下，能不跟着执行？‘四人帮’搞无限上纲，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层层站队，上挂下联。搞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杨勇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总参及时慎重地处理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使许多同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三）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在军事工作指导上颇有建树，作出了重大贡献。杨勇同志每天的工作异常繁忙，要考虑部队建设和战备方面的重大问题，处理大量日常公务。尽管如此，他还抽出时间深入部队，深入海岛、边防，进行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他为部队的“三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拚搏，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杨勇同志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深知加强战略问题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战略问题的文件、资料，他都仔细阅读，提出见解。他曾多次指示有关部门注意掌握战略情况，重大问题要及时研究、提出建议。有时还亲自出题目研究一些重点、热点问题，甚至对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状况的变化，都提醒有关部门注意掌握，作出判断。
杨勇同志高度重视战场建设。他强调战场建设关系到国家安危，一定要认真搞好。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情况，量力而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重要的方面，加强管理，杜绝浪费。他在总参工作期间，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外出勘察地形，实地研究解决作战指导方面的问题。他患肺气肿病，腿部又有伤，但每次外出都坚持拄着拐杖爬山头、上阵地、登海岛、到前沿。１９７９年是杨勇同志工作比较繁忙的一年，也是他外出勘察次数最多的一年，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杨勇同志对战场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处理问题很注意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不仅考虑到未来作战的需要，而且照顾到平时建设和民用的需要。
１９８１年，杨勇同志担任了全国边防领导小组组长。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全国边防体制改革方案。他反复强调，我国的边防武装力量，要注意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共同完成保卫边防的任务。没有和平安宁的边境，便没有人民的和平生活。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杨勇同志，对祖国的边防建设十分关心，在他病重期间，还在医院里听取有关边境地区建设问题的汇报，叮嘱有关部门的同志，一定要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搞好生产生活建设，使边境地区的群众能够听到中央的广播，看到中央的电视。
１９７７年，杨勇同志接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通过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全国人防建设的情况。杨勇同志为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为制定人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次会议对加强和发展我国人防建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期间，杨勇同志还带领各军区和各省市与会的领导干部，到几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交流了人防工作建设方面的经验。每到一处，他都拄着拐杖逐个洞子进行视察，不论洞子长短，光线强弱，他都看得很仔细，并作了具体指示，要求贯彻平战结合的方针，平时要尽量把洞子利用起来，发挥投资效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杨勇同志对部队请示解决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或节假日，都是立即处理，从不积压。他多次说过：凡是报到总参谋部来的，都是大事，我们要认真对待。部队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是急迫的，不急迫是不会找到总部来的，所以我们总参谋部不能拖压办件，一定要及时处理，要多给下面留出时间。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
（四）
杨勇同志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堪称典范。杨勇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他每次外出，总要让机关预先通知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和军委规定的高级干部生活准则，一律不准设宴招待，不准搞专场演出。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但对同志对战士却是体贴入微。１９８０年春，杨得志同志任总参谋长后，要外出勘察地形。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同志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在东北勘察地形时，有一天，在部队视察，适逢下雨，杨总长和杨勇同志不顾雨淋，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使部队指战员很受鼓舞。去西沙群岛时，杨勇同志带了一麻袋中南海的沃土，送给守卫祖国宝岛的战士们。他看到岛上树木很少，提出要每个战士每年种三棵椰子树，并且立即动手和同志们一起栽树。他十分关心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询问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离岛时，战士们恋恋不舍地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同志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
１９８０年初，总参有几位领导同志工作调动，总参领导集体研究确定：几位副总长和调进、调出的领导同志一起吃顿便饭，饭后放场电影，以表示欢送和欢迎。这件事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杨勇同志明确表示：这是我出的主意，既不能找第一书记，也不能怪下边的同志。谁出主意谁掏钱。他在向军委的书面检查中说：在中央规定之后，这样做是错误的，由我负完全责任，没有带好头。随即支付了欢迎欢送活动所花的费用。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要接受教训，贯彻《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纠正不正之风，我们应该作出表率。”
杨勇同志一心致力于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心扑在总参谋部的建设上。１９８２年初，繁忙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为总参机关上党课，直至１９８２年底第二次入医院前，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总参机关的建设，嘱咐我要好好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顾全大局。他当时还形象地说：打击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新的“三大战役”，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在军委的领导下打好这一仗。
杨勇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业绩和品德，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保持和发扬老红军传统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用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贯彻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杨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