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怀念程子华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
——怀念程子华同志
伍修权
每当送“走”一位老同志时，这位同志的往事业绩以至音容笑貌，总是不断浮现在脑际。程子华同志在世时，我们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他一旦与我们永别而去，我却更加怀念和敬重他，与他的有限接触，也成了我十分珍贵的回忆。他去世一年多了，我总想为他说点什么和写点什么，不只是表示纪念，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后辈们，知道在我们中国有过什么样的非凡人物，他对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有过什么样的功勋贡献。
我初次见到并结识程子华同志，是１９３１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都”瑞金。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作为一位红军师级指挥员，经常来瑞金参加会议和别的活动。在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授予十分荣耀的二级红星奖章，那时能获此殊荣的人不多，因此比较受人注意。他又是当时红军干部中少有的北方人，并且是“武圣人”关云长的老乡，还是进过武汉黄埔分校的“科班出身”，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１９２７年的广州起义与保卫海陆丰的斗争，到中央苏区不久就担任了红军师长，在反“围剿”战争中指挥所属部队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他的经历和事迹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因为我是湖北人，他认识我以后就说起自己曾在湖北的大冶、阳新领导过武装兵变，把一批军阀部队带到了红军中。正好大冶是我的祖籍，阳新又恰是我母亲的故乡，他对那里十分熟悉并且很有感情，因此我们也就更加近乎了。他虽然只比我年长三岁，可是在阅历、经验等方面，却显得更为丰富成熟，在战争中的名气和贡献也更大。他给我的这些初步印象，不仅始终未变，还不断得到印证和发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１９３４年６月，中央委派子华同志赴鄂豫皖苏区，去充实和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那里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兵力上实际超过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方面军，那里北靠中原，南逼武汉，也正处于反对敌人“围剿”的紧张战斗中。中央所以委派子华同志去那里，正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优秀的思想品德，是能独当一面又深受党的信任的干部，此外他曾在湖北地区战斗过，正在那里“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又是他的老对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既是他的山西老乡，又是黄埔同学，使他有着去那里展开工作的很好的主客观条件。他到达鄂豫皖后果然不负重托，很快被任命为红２５军军长。
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不久，子华同志和徐海东等同志一起，带领红２５军战略转移往鄂豫陕地区，在那里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久又再次转移北上，在另一条路上进行长征。在此期间，他们曾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实际上是在孤立无援和四面受敌的险恶情况下，独立自主又灵活机动地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战胜了敌人的军事追剿、政治围攻、经济封锁以及客观条件、自然环境等等方面难以想象的严重困难，使红军的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不仅得到了保存和锻炼，而且更为发展壮大了。红２５军在子华同志指挥下长征到达陕北，会合了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共同抗击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攻，为中央在历时一年多、长征二万五千里后，得以在陕北安身立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中央将陕北定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红２５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１５军团时，子华同志担任了军团政委，徐海东与刘志丹同志分任正、副军团长。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渡河东征，中央从一方面军抽调出一大批干部去支援１５军团，我荣幸地也是其中之一，去后被任命为７３师参谋长，使我获得了与子华同志在同一部队共同战斗的好机会。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子华同志和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带领我们连克几座县城，一直打到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巢太原附近。山西是子华同志的故乡，虽然他家在晋南运城，与我们的前进目标不是一个方向，他却一样打得起劲，他沉着机智地指挥战斗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奉命押解着刚缴获的大批物资粮食回师陕北。我当时生了重病，被送到瓦窑堡的中央医院，离开了１５军团。治愈后又被调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失去了再与子华同志共事的机会。此后我们虽然难以见面，我却不断听到他所在部队及其地区传出的胜利消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一直在华北前线，先后担任了党的北方局委员和八路军纵队司令员，在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回延安以后，他曾一度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主要领导职务，成为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独当一面的重要指挥者。
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时，我随彭真、陈云等同志乘苏联军用飞机到达东北沈阳，子华同志作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也到了沈阳，原来他已经带领部队从华北打到了东北，配合兄弟部队及苏联红军解放了许多地方。我们在胜利中久别重逢，自然分外兴奋，可惜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我们来不及细说别情私谊，就又奔赴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他所领导的地区和指挥的部队，正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地带，是关内关外联系相互支援解放战争的主要通道，也是敌人不断进攻与我们反复争夺的地区，由于子华等同志的领导正确、指挥有方，这里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保证了东北、华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决战的辽沈战役中，子华同志又作为２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军投入了决定性的锦州之战。当时我们同为东北局委员，我是东北军区参谋长，他在前线作战部队，虽然与他见面时间有限，个人交谈不多，却是在同一战役中并肩作战了。在这次战役中，他亲自指挥了关键性的塔山阻击战，对于夺取大决战的全面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更为我军战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辽沈战役炮声刚停，子华同志又立即率领部队先行入关，打回华北，一直攻到北平郊区，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国民党华北统治中心北平的包围，迫使国民党守军在我们的军政压力下一枪未放，和平解放了这座名闻中外的文化古都。大军进驻北平后，子华同志担任了未来的新中国首都的第一任警备司令兼政委，着手接收并清理这座兵荒马乱中的大城市。各项工作刚刚就绪，他又于１９４９年４月被中央任命为我军１３兵团司令员，再次率领大军南下，从河南、湖北打到湖南，又挥戈直下广西。正当他指挥的部队旗开得胜、扫荡残敌时，忽然一道电令，将他又调回中央，一项新的使命正等待着他。
那是１９４９年底，他奉命“打回老家去”，被中央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府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及政委，成为故乡山西的党政军一把手。穿了几十年的军衣，也就此脱下，以新的形象开始了自己革命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哪知他在故乡山西干了才十个来月，中央又一道命令，将他调任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又以经济战线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舞台上。以后他又接连担任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长兼党组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６０年代前期又成为党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一位征战半生的著名将领，一下子又成了一位工作活动无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建设战线重要指挥员，这个变化确实不小，他居然干得十分出色，不能不使人叹服不已。“文革”以后，他又再次大改行，担当了民政部长的重任，为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这一系列工作变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丰富经验，更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自己永远是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勇敢战士。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他都勇往直前，所向无敌！
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子华同志和我同时当选为中顾委常委，并且先后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在中顾委组织的活动中，我们交往的机会不少，见面时几乎无话不谈。交谈中我感到他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每一步发展和曲折，并且总想再为党和国家分担一些责任。我本来以为，我们正可以在此期间，一方面继续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增多相互来往，好一道畅叙往事和向往未来，以弥补过去因工作不同、公务缠身接触有限的遗憾。却没有想到他竟突然先我而去，这使我怅然若失很久。但静思之后又觉释然，我们这代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贡献也大小不一，但是都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培育与期望，都忠于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正如子华同志一样，做到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将永远为此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