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县昌城区的干部转变了工作作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诸城县昌城区的干部转变了工作作风
山东省诸城县昌城区过去是全县工作开展较慢、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比较严重的一个区，但也是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以来，区、乡干部作风转变较快、较好的一个区。
去年十一月，中共诸城县委先后召开了一次县、区干部会和一次县、区、乡干部大会，在总结布置工作中，县委对自己的官僚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虚心接受了区、乡干部的批评，并向全体干部正式公布严禁强迫命令的十一条纪律。昌城区出席会议的干部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后，该区又在县委帮助下，检查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发现了大量的强迫命令事例和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并处理了大下坡村军属姬新民因控告乡、村干部隐藏黑地而被开除农会会籍并撤销军属待遇案，和东辛兴村村长高建明霸占土地、奸污妇女案。大大地提高了区委和广大干部对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认识，坚定了他们和这些坏现象作斗争的决心。因此该区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在全区范围内，通过干部会、支部大会、乡人民代表会和民主建乡工作，采取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带动、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这一期间该区曾召开了两次区、乡（包括村支部书记）干部大会，通过总结布置工作，对区委及区公所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了深刻的检讨，对个别区干部违法乱纪事件作了严肃处理，并启发乡、村干部批评了区的领导。乡、村干部在发言中，揭发了许多坏人坏事，对区的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也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各乡均先后召开了党员、团员大会，改选了乡支部，八个乡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改选了乡政府委员。在这些会议上，通过总结布置工作，改选党支部和乡政府委员，乡干部均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党、团员对乡支部及支部委员的领导作风，乡人民代表对乡人民政府领导及乡干部的作风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样由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层层带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体区、乡干部和全体党、团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均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教育，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批判。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政治积极性空前提高，很快地向党靠拢。群众反映：“批评是为了教育他（指干部），只要能改正，咱还选他。”党支部和乡政府改选的结果，只有违法乱纪分子和犯有严重强迫命令错误的人落选了，绝大多数乡、村干部又被群众重新选上。
但是，在整顿干部作风和大张旗鼓地处理坏人坏事之后，在广大区、乡干部中，曾一度发生缩手缩脚、怕犯错误的思想，要求领导给办法。这时，区委根据县委的指示，在区、乡干部会议上，通过总结冬季工作，布置春季工作，除继续检查区委领导和批判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事件外，并肯定了工作成绩，表扬了好人好事和各类模范人物，树立了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完成任务的旗帜。以后，每布置一件工作时，不仅交代任务、政策、作法，并且都掌握基点，拿出样子，让区、乡干部讨论学习。这样便纠正了区、乡干部的消极情绪，普遍地提高了他们的信心，确立了“不强迫命令能够完成任务”的信念。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目前该区区、乡、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已有了显著转变：
一、在布置和贯彻春季各项工作中，区委特别重视了思想教育和切实掌握基点两项工作，大量培养了各种典型和模范，从而推动了全面工作。区委以西老庄乡为基点，由中共区委书记与青年团区委书记掌握，并由区委委员崔孝然（区长）、刘衍凯（区武装部长）分头掌握朱庙、孙村两个乡。每项工作先在基点试验，然后再在全区推广。春季全区共培养与表扬了区、乡、村各种模范干部二十七人，并表扬了三个先进乡、八个村、九个互助组，大大发扬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布置春耕生产工作的两次区、乡、村干部大会上，区委特别强调思想发动工作，反复说明作好春耕生产对保证全年丰收、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并由基点乡——西老庄乡乡支部书记郑在成介绍了该乡如何推广步犁、化学肥料的经验和如何完成春耕春种的具体计划。到会干部普遍提高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他们的反映是“这真是活样子，这回有了办法了”。因此全区提前三天完成了春耕工作，并保证了春种及时。现在乡、村干部均掌握了一村、一组、一户，在各种工作中学会了运用典型和劳动模范推动工作的方法，收效很大。
二、抓住春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带动了各项工作。为了保证春耕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区委首先加强与统一了各部门的领导，在春耕春种中特别抓紧了供销社、银行等业务部门，使其为春耕生产服务。布置春季工作时，区委召开会议统一部署，确定思想教育工作由区委负责，物资供应及技术指导由业务部门负责。会后区委又统一组织力量参加春耕生产，要求各部门结合中心工作作好业务工作，因而及时保证了物资供应。在春耕播种时，县武装部布置了民兵工作，影响春耕播种，区委即请示上级，暂缓进行。这样既保证了中心任务的完成，也解决了业务部门工作上的困难，克服了过去各部门孤立搞业务、互不联系、各自为政的现象。在贯彻各项工作中以互助组为基础，通过互助组带动一般农民。如西老庄乡通过互助组内修订爱国公约及竞赛运动，推动了春耕春种，推销了步犁十九部和化学肥料一万三千斤，结合完成了民兵、卫生等项工作。
三、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该区开始重视了农业技术指导工作。目前大部分区干部和乡的主要干部都学会了使用步犁、化学肥料、水车及植棉等技术，亲自下坡指导。区里还专门组织了技术人员六人，进行技术传授。群众反映：“区干部也下坡了，真是转变了。”技术员庄树同到辛庄子带领群众下坡试验步犁，打破了群众怕步犁不好扶、不长久、不能卸、不能种豆子、不能打地瓜沟、牲口拉不动等等思想顾虑，一个月内全区推销了步犁八十一部和化学肥料六万七千斤，没有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
四、初步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区委委员十天左右集合一次，学习上级指示，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具体介绍基点经验。半月左右召集一次区干部或乡支部书记、乡长联席会议、乡支部委员会议，一月召集一次乡支部大会和乡人民代表会，主要是汇报、总结、检查、布置工作，推广先进经验，表扬典型模范，整顿作风。
总之，该区经过半年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有效地教育干部转变了强迫命令的作风，使他们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过去工作积极、作风民主的干部受到表扬，情绪更加高涨；一般干部的工作能力普遍得到提高，增强了以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任务的信心；不积极的干部经过教育之后被带动起来了；受到处分的干部，在群众的推动和监督之下，也能积极努力，立功自赎，从实际转变中求得群众的谅解。朱庙乡支部书记王金专落选后也积极工作，亲自下坡领导群众锄麦子，群众反映：“这些强迫命令的干部都变好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空前高涨，过去一向不关心乡、村工作的农民，现在也能积极地将自己的意见提到乡人民代表会要求讨论解决，有的群众直接找区、乡干部反映情况，要求区、乡干部到村帮助工作。同时，通过这一斗争，也部分地纯洁了组织，开展了“落后村”的工作。有五个“落后村”经过这一斗争转变为工作先进村。大下坡村土地改革后几年未发土地证，过去区里从未发觉，群众的生产顾虑很大。这次处理了坏分子，颁发了土地证，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政治热情很高，联名用红纸写信给县人民政府说：“感谢毛主席，我们一定争取成为模范村。”（原载济南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