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房改迈开了第一步。在转变住房机制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另一个紧迫任务——房改，不能忘“解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１９９２年，房改迈开了第一步。在转变住房机制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另一个紧迫任务——
房改，不能忘“解困”
本报记者王清宪
１９９２年，中国住房制度蹒跚的脚步，终于走出了试点，全面起步。
但是，也正是这个时候，那些居住危房破屋几代同堂的里弄人家；那些因无房而同城分居的年轻夫妇……总之，那些住房最困难、最强烈地呼唤房改，最急切地企盼房改的人们却感到几分的怅惘。
房改了！盼了多少年，但希望依旧遥远。
积累了多少年的住房问题，不可能靠房改一夜解决，住房机制的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从１９９２年的全国方案看，我们显然过多地着眼于机制的转换这个长远目标，而忽视了解困这个近期目标。
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所以是紧迫的，首先是因为目前城市中１／４的居民属住房困难户；每年有成千上万对新婚夫妇无处安家；利用职权多占房、占好房导致了住房方面的严重苦乐不均，影响着社会安定。
１９９２年出台的房改方案，除极少数几个地区外，绝大多数是走小步提租发补贴，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路子。这种方案的特点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可以逐步走上住房商品化道路，但对现在的住房利益格局触动不大；多占房的人不会因房租负担增加而退房；有“路子”搞到更大住房的人也不会因此放弃机会。上海每人每月提取工资５％纳入住房公积金，靠公积金的积累，要几十年才能买上一套住房！对于住房困难的人来说，这实在是太渺茫了。
解困，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多盖房；二是提高现有住房的有效利用率，就是要把现有住房更多地提供给那些住房确实困难的人。
在多盖房这个问题上，各地方案确实都有各种鼓励投资建房的内容，如集资、合股等等，但这些措施都局限在某个企业或某地居民，不是一种社会化措施。如果我所在的单位无条件集资，如果我的居住地不是改造区，那么怎么办？只有去看商品房。而我们的商品房，北京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已高达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元，根本不是提供给普通居民的，而只能是那些大款、明星、外商、归侨之类的高收入家庭的享用品。
房地产作为一种产业，确实是有丰厚的利润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新加坡，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津巴布韦，政府都是把居民住宅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来解决的。其基本作法是：政府用减息、免息、减税、免税甚至一定的补贴方式，兴建大批公寓住宅，这些住宅不是出售，而是严格地按照家庭收入状况及居住情况，出租给那些居住困难的中低收入的家庭。一旦这个家庭收入或人员变动，不再符合租用公寓住宅的条件，政府将令其另觅他处。而我们到目前，还很少有这样供中低收入家庭租用的商品房。一方面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另一方面是急等住房的人年复一年地干着急。
唐山、蚌埠、烟台的试点已经证明：大幅度地提高房租（他们提到每平方米租金１元以上）确实可以制止、抑制一些人多占住房的欲望。这些城市房改之后，出现过一段大房换小房，或退出多占住房的新景象，提高了现有住房的有效利用，但小步提租方案，还没有听说一家以大换小或退房的故事呢！
为提高现有住房的有效利用率，确保住房更多地分给住房困难的家庭，１９９１年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以后要实行新房新制度。其内容是：为了使新建住房（包括迁出腾空的旧公房）不再进入旧的住房体制，对新竣工的住房，实行先卖后租，新房新租，优先出售和租给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１９９１年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重新强调这一点，并说，从１９９２年起，投入使用的新房要全面贯彻先卖后租，新房新租的原则。但一年过去了，各地房改方案也出台了，新房新制度只执行了“新房新租”，而“先卖后租”几乎没有人推行。不久前，我曾问国务院某部一位主管分房工作的领导干部：你们新宿舍楼盖好一年多了分不下去，为什么不实行先卖后租的房改政策？这样做，那些住房已经很宽敞的人不仅会自动退出分房之争，而且那些住房确实困难的人也高兴，出个优惠价（国务院有统一规定）能有房子住，一举两得。不料这位领导干部反问我一句：“你说那样做现实吗？”
不现实？怎么个意思？我想，对那些没房住的人来说，自己宁可出点钱找个安身之所也不愿再等了。这不是解困最现实的选择吗？不然，国务院怎么能这样下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