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宋庆龄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所了解的宋庆龄
爱泼斯坦
我像世界上一切同我年纪差不多而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一样，早在童年时代就听人说起过宋庆龄——她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和亲密助手；孙中山逝世以后，她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而且在新的、难以预料的，甚至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孙中山的事业推向前进。她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她的一生是极富意义的一生。
值此宋庆龄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仅就对她在领导战时保卫中国同盟期间的一些印象，撰成此文，以示纪念。
我虽出生在波兰，但自童年时起，就住在中国，我第一次看到宋庆龄的形象，是在１９２５年。那时我只有１０岁，在天津上小学。报纸上登了一张她和孙中山一同到达天津的照片。当时他们从广州北上的目的，在于寻求统一中国的道路，而且也是孙中山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一生的最后阶段。
从父母和长辈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宋庆龄的一些故事。１９２２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临时革命政府。叛军陈炯明的部队用大炮、机枪袭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宋庆龄和孙中山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宋庆龄坚持留下来，并再三劝孙中山先走，她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在孙中山撤离后许久，宋庆龄在叛军冲进总统府时在卫兵的护拥下，历尽艰辛才逃离了危险。以后我又知道，就在此次危难中，宋庆龄流产了，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我逐渐领会到了宋庆龄的魅力，这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结合。我开始对她充满敬意。
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在天津和北京的英文报社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我阅读了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间一些生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其中有美国的文森特·谢安撰写的《个人经历》，这本书对宋庆龄和她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也是通过宋庆龄所发表的言论才开始认识她的。
１９３２年，我认识了埃德加·斯诺。斯诺对宋庆龄很尊敬，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她的观点。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我接触了中国革命，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更加关注。１９３６年，国民党苏州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了积极参加救国运动的“七君子”并进行审讯。就在这时，传来了宋庆龄勇敢出庭的消息，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期望着能够结识这位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头两年我担任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南京沦陷，武汉和广州都遭到严重威胁时，我到了广州。其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广州这座美丽却没有防空设施的城市狂轰滥炸。就在这样的时刻，宋庆龄来到了广州。她参加了向侵略者示威的火炬游行活动，尽管日寇的轰炸机只消１５分钟即可飞临广州实施空袭。宋庆龄此举，实在是意义深长、振奋人心的。正是在这次大游行中，我结识了宋庆龄，并参加了她领导的战时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开始了我们长达４０年之久的共事的第一步。
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为了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接触的机构，总部设在香港的西摩道２１号，机构人员包括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在国外和华侨中宣传抗日，尤其是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二是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援助物资，支援真正的抗日力量。
　宋庆龄从《中国呼声》这本进步刊物上读到我的文章，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后，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广州沦陷后，我被合众社解雇，便赴香港参加保盟总部的工作，此后３年多我大部分时光在那里工作，于是对宋庆龄有了更多的、直接的了解。
“把每一枚铜板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这是宋庆龄坚持的一贯原则。她生活很俭朴，住室不大客厅很小，没有自己的车，衣着也很简单。
她很善于利用《保盟通讯》和一些出版物作宣传工作，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宣传人民战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制造摩擦、打内战的真相。她还曾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建立或扩大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已故的爱德华大夫所率领的援华医疗队（这个医疗队的成员中，还有柯棣华和巴苏华大夫）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奔赴延安的；白求恩前往解放区，也是她帮助安排的；在红军时代就在中国工作的马海德大夫，也曾作过“保盟”的通讯员，同时又肩负着同白求恩在战场上进行联系的任务，他也是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帮助下参加中国革命的。
“保盟”收到了许多的援助物资和基金，宋庆龄不倦地工作，用打字机打印文章、信件，还为每一笔捐赠收据亲自签名——无论金额大小。她又亲自清点、包装救援物资，以便运输。当给八路军送援助物资的大型车队受到国民党阻挡时，宋庆龄又亲自跟国民党周旋，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封锁政策，使他们很狼狈。与此同时，宋庆龄又致力于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１９４０年３月，宋氏三姐妹联袂赴渝，访问大后方。这是她多年来首次公开露面，以示团结御侮，共同抗敌，成为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一大新闻。她还善于结交朋友，凡跟她有过通讯联系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多忙，只要收到来函，总是在当天、至迟在第二天作复。可以这么说，谁一和她交上朋友，她是会永远跟谁保持友谊的。当然，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立脚点完全转移到敌人立场上去的人，另当别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对香港发动了进攻。宋庆龄不愿离开她的同事，直到敌人占领机场前６小时才在大伙的劝说下乘飞机去重庆。一到重庆她又开始恢复“保盟”的活动。没有办公室，宋庆龄的客厅就是工作室，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地方印宣传品，还处处受到国民党的威胁和阻挠。重庆的工作比在香港困难得多。当时抗日战争已成为国际上的事，宋庆龄得以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新的对外联系。如她与二次世界大战时中缅印联合战区美军司令、正直的史迪威将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保盟”送往延安和游击区的物资，就是他派从印度来的美军飞机运输的。“保盟”在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成果。但是，如果没有宋庆龄的威信和她积极、无畏、有创造性和勤奋的领导的话，取得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
二战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在那里建立了“保盟”的后继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中福会”她又尽其所能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合理的援助份额；还致力于对劳动妇女及儿童在医疗、营养和教育方面的救助事业，这些事业的开展，为进步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
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但宋庆龄继续与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和地下的合作；她帮助党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并为尔后他们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她一如既往保护和从物质上帮助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正因为如此，解放前夕，她再次处在极其危险之中。蒋介石的特务组织逮捕和杀害了大批进步人士，她也成了他们的主攻目标。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美国，和美国进步人士一道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而斗争。１９５１年，应宋庆龄的邀请，我与妻子邱茉莉又回到中国，在宋庆龄创办的外文杂志《中国建设》（今为《现代中国》）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要职，但她仍然把很大精力投入到社会、儿童、妇女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在她的支持下，又成立了中国福利会，中福会在上海设立了妇幼保健医院、职工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时代》杂志；她在北京则创办了《中国建设》。她一直很关心并抽出大量时间为这些事业呕心沥血，她也常为《中国建设》撰写文章。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以后，骨灰没有安放在北京的八宝山公墓，也没有安放在南京中山陵，而是根据她的遗愿，埋在上海宋氏墓地她父母的坟旁；她的保姆李燕娥，也葬在这里，墓碑的大小与她完全相同。
从广义上讲，宋庆龄是一位战士，她忠于职守，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无论是对她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对未来，都是有意义的一生。
我们这些有幸结识她的人，将永远记住她的热情和幽默，以及她的平等待人的精神。
　（转自《中国妇女》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附图片）
一九三八年，宋庆龄（左四）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左一为爱泼斯坦。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