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发表四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发表四十周年
唐振宗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的正确的解决，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创造了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完整的体系。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已成为各民族友爱团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以至丧失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上对民族问题最重要的著作，是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列宁曾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中“首屈一指”的论文。列宁一再地称赞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好极了”。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是一九一三年在布尔什维克“教育”杂志第三至第五期上发表的。同年，列宁在他所起草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夏季会议所通过的“民族问题决议案”中概述民族问题在当时显得特别重要的原因时写道：“黑帮民族主义的猖獗，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凡此一切在现今都把民族问题提到显著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形势（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犹太工人同盟、取消派等取消党纲底企图）迫使党对这个问题还要更加注意。”这就是斯大林写作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所处的时期。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也对当时的情况，作了扼要的分析说明。当时，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反政府派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对革命的消沉颓废，一九○五年以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宪制”运动的影响，从上层兴起的黩武民族主义的浪潮以及民族高压政策所激起的来自下层的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逆流，这一些情况凑合在一起，就使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汹涌。为了不使群众为流行的颓风所传染，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高尚的使命，给予民族主义以打击。但是当时并非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已明白认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因此，斯大林指出：
“显然，我们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周密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一致努力来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不管这种烟雾究竟来自何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写作和发表，正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部著作中，用雄劲的笔调，鲜明地对比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和两种纲领。一种是第二国际的，一种是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粉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唯心主义的民族观点，揭露了用社会主义词藻掩饰起来的民族主义，抨击了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斯大林系统地提出了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与科学性。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第二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的谬论与反动纲领，斯大林对民族的概念和民族的产生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以论证布尔什维克党不应为纸上“民族”而应为行动着、运动着的民族制定自己的纲领。斯大林给民族下了科学的定义，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同时，斯大林着重指出，把上述种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能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只要这些特征中缺乏一种特征，那民族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只有一切特征通统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指出，民族不是人种的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一定历史时代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这就是说，民族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其基础的，民族的联系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列宁在一八九四年批评米海洛夫斯基认为民族联系是氏族联系的继续和综合的反科学的观点时，就曾经说过：在俄国的封建时代，当时国家完全建立在地方团体上，当时国家分成为个别“领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国，这些侯国保存有管理制度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有自己特别的军队，特别的关税等。这时是说不上真正民族联系的。只有当俄国历史的新的时期到来时，从前分散的区域、领土和侯国才真正在事实上溶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溶合并不是氏族联系所引起，也不是氏族联系的继续和综合所引起，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加强的交换中逐渐增长的商品周转，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为一个全俄市场所引起的。列宁说，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业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斯大林于一九二九年在他所著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书中把这种民族明确地叫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着，一旦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民族也就跟着消灭。
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石普林格尔认为，民族是由一些思想共同和语言共同的人们所组成的集体，是一群现代人所组成的一个与“土地”无关的文化共同体。另一第二国际理论家鲍威尔甚至认为民族是基于共同命运的共同性格的人们的总和。这些“理论家”们把民族特点与生活条件彼此隔离起来，就使民族脱离它的根基，抹煞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构成，把它变成一种驾空的神秘的东西。第二国际的民族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纲领。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透彻地论证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指出，当有些民族胜利地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时候，而有些民族却处于被排挤的地位，这就产生了民族压迫。为反对这种压迫，被排挤的民族就用民族运动来对付统治民族，作为民族运动主角的是资产阶级。这时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问题。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动作起来的目的，在于保证自己的市场，以销售自己的商品，打破别族资产阶级的竞争。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要起来反抗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时，它就求助于“下层同胞”，高喊起“祖国”来，把它私自的事情假冒为全民的事情。它从“同胞”中招募自己的军队。这样的民族斗争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斗争。但是无产阶级也会为反抗民族压迫政策而奋斗。因为民族压迫使工人受到更多的损害，阻碍工人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民族压迫还往往进而挑拨各民族相互残杀，破坏工人团结事业。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就主张民族自决权，以此来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布尔什维主义为民族自决权而奋斗，是要把民族压迫政策消灭，以便破坏各个民族互相斗争的根基，使这个斗争减弱下去，使这个斗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使这个斗争最高限度地无害于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并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斯大林说，
“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才能奠定完全的和平。”民族自决权是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纲领。
第二国际的民族问题纲领，不是民族自决权，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民族自治”。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主张，在存在民族压迫制度的国家里，每个民族，不论属于它的每个人是住在什么地方，是属于那一个阶级，都构成一个为国家所承认的掌管各种民族文化事务的总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底文化利益，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停止民族纠纷。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这是一种巧加掩饰的民族主义，这是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完整、辩护民族压迫的正当合理、拆散工人团结统一的反动的民族纲领。
追随在奥国社会民主党后面的，有俄国的崩得分子、高加索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他们都是主张民族自治的。崩得分子抄袭奥国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主张犹太人实行民族自治，主张保障犹太人的一切特点，甚至保全显然对于无产阶级有害的东西。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这样的民族自治，结果走上了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分子甚至主张犹太工人破坏波兰工人的罢工，引导犹太工人做起工贼来了。这就是民族自治的逻辑和归宿。
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民族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是个实践的问题，是生活本身的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应该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只有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崩得分子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不顾整个俄国具体历史条件，轻易援用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
斯大林在批判了崩得分子、高加索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之后，提出了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正确办法。
当时俄国，是沙皇统治时代，是一个有着最反动的国家制度的国度，列宁曾经说过，“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因此，斯大林指出，“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对于因内部和外部情况的配合，俄国某个民族认为必须提出并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即主张民族有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布置自己生活，甚至分离出去的权利。不过民族问题究竟是个“从属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一方面为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而奋斗，一方面又进行鼓动，使该民族中的劳动人民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问题的解决符合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符合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利益。
对于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斯大林指出，唯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区域自治，而不是民族文化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面的一定居民，而不是没有地域的驾空的“民族”。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大家按民族标准实行划分，它不是巩固民族间的隔阂，而是要破除这种隔阂，并把居民统一起来。最后，区域自治使大家可以最完善地利用本区天然富源，发展生产力。这样的区域自治，把各个民族吸入总的文化发展轨道，帮助他们跳出民族闭关自守的范围，推动他们前进，使他们易于接受更高文化的成果。这些作用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对于散居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必须以国家完全民主化为基础，在一切权利方面实行民族平等，禁止所有一切民族特权，消除所有一切拘束或限制少数民族权利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是对于少数民族权利的真正的保障。
关于党的、职工会的组织形式，斯大林指出，必须是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组织形式，而不是民族性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培养同志感情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一种最强有力的鼓动；而后者则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顽固性的学校。
总之，民族自决权、区域自治、在一切权利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工人国际主义团结原则，是解决当时俄国民族问题的几种要素。
斯大林的这些提示，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基础，是解决苏联各民族合作问题的基础。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解放了俄国各族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消灭了民族压迫，确定了民族平权，终止了各民族的仇视。苏联成了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马林科夫在追悼斯大林的时候，总结斯大林在解决苏联民族问题方面的功绩说：“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克服了过去各被压迫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把苏联所有的民族团结成一个兄弟友爱的大家庭，并建立了各民族的友谊。”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反映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长着的年代关于民族问题所发生的原则争论。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纲领的基础、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方法的典范。这一著作的天才理论，在十月革命后每一新的时期，斯大林都给予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发展，因而今天显得更辉煌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已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经验所证明，已为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和整个历史进程所证明。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就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以及斯大林的其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不朽著作中接受了指导，吸取了力量。斯大林教导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时候，必须顾到那些行动着、运动着，因而使人们不能不顾到的真实的民族。斯大林教导我们，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法的问题提法当作唯一正确的提法，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毛主席运用斯大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胜利地解决着我国的民族问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们当中，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领会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教诲的。表现在民族工作上，有的人还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去看待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工作，还不善于从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大民族的情况和条件出发，结果，他们不是把民族工作做好了，而是做坏了。这种情况，说明了加强学习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学说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对于我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必要。
斯大林毕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论列宁主义基础”、“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民族问题理论家。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斯大林的学说，用斯大林的学说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