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开放与选择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开放与选择
艾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能不能以自己独特的品质和绰约的风采崛立于世，关键就在于它在开放过程中是否实施了科学的、积极的、严格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文学的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开放涵容着选择性。选择，不仅是实现开放的题中之义，而且是开放的一种内在机制。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多维发展、多样并存、努力探索、锐意创新的格局，不论在观念、思潮，抑或在方法、形式上，世界性的大开放和大融合都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具有独立意识形态的文学，能不能以自己独特的品质和绰约的风采崛立于世，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深厚的积累和长足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在开放过程中是否有效地实施了科学的、积极的、严格的选择。
这里所说的选择，就是择辨取舍，就是审视、分析，就是合理的吸收与恰当的融会。既然是选择，当然就要有一定的尺度和目标。对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来说，这尺度就是民族性、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的生活、思想与美学品格；这目标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显然，这种选择性不仅与开放性是一致的，而且是开放本身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机制、一个环节。
社会主义文学是最有气魄和魅力的开放型文学，也是开放性与选择性真正实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文学。
其实，社会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具有开放的要求和天性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具有气魄和魅力的开放型文学，它同时也最具有实现开放的基础、要求、素质和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平等的、解放的、合理的、能够适应并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实事求是的、充满革命性和创造力的思想；社会主义的生活，是一种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美学，是一种刚健高尚而又丰富多彩的美的创造与欣赏。在这个基础上，用这些因素升华酝酿而成的社会主义文学，当然是具有着天然的开放性的，但它同时也具有选择性。只有当开放性与选择性真正实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品质和风采，才能发挥它应当发挥和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都给我们提供了例证。
鲁迅是最具有开放意识的作家。他最早、最明确地提出“拿来主义”，也最早、最彻底地向世界文学“放出眼光”，正由于他的开放性始终伴随着选择性，并且把彻底的开放性与严格的选择性科学地融会起来，所以他卓有成效地在文学上做出了赫然的建树，形成了鲜明的“鲁迅风格”。其他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等几乎所有炳辉中国新文学史册的作家，所走过的也都是与鲁迅大体相似的文学道路。
以新时期文学创作而论，举凡艺术个性和时代精神鲜明强烈、探求精神和创新意识执著浓郁、民族风格和社会效应显彰深刻的作品，所给我们提供的都是这样的思想和美学范例。
“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放出眼光，广泛审视，严格选择，大胆拿来，这才是实现文学创作繁荣与发展的正确方法与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妙哉斯言！我们就是要放出眼光，广泛审视，严格选择，把域外文学中的一切优秀的东西撷来，化为滋补自己的营养品，达到益我、壮我、发展我的目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新文学。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同时，我们也要“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整体思路是正确而富于现实意义的。对于文学来说，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文学，而开放的文学也需要有选择的机制。只有彻底的开放和严格的选择的和谐统一，才是实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