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北极光——记隐功埋名四十年的战斗英雄曹发庆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生命的北极光
　　——记隐功埋名四十年的战斗英雄曹发庆
　　新华社记者　蒋耀波新华社通讯员　刘荒　王国栋
“曹发庆——”
“到！……”
每年６月２５日，驻守保定的某部英雄四连全体官兵都整齐列队，早操点名时，齐声应答一位战功赫赫的老连长的名字。
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呼唤。
某集团军《新编军史英雄名录》这样记载：“曹发庆，１９４５年入伍，１９４７年入党，战斗英雄。于１９５２年抗美援朝战斗中牺牲……”
年轻的官兵没有想到，数千里之遥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古“黄金之路”第十八站旧址——鄂伦春民族乡一个普通的小院，一位双目失明的七旬老人拄着拐杖，似乎也在深情地怀念往事，脸上挂着欣慰的笑意。
他，就是曹发庆。
头上的烧伤是故事
腹上的刀伤是故事
耳朵上的冻伤是故事
而你却从不讲故事……
三年前，记者曾采访了隐姓埋名４０年，被作家魏巍称为“最可爱的人”的两位“活烈士”李玉安、井玉琢，记录了他们“超越死亡的对话”。富有戏剧性的是，他们和曹发庆竟属同一个部队。似乎，曹发庆的事迹更富有传奇色彩。
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当我们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充满敬意站在眼窝早已干涸但却山一般沉静的曹发庆的面前，含泪记录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英雄往日的辉煌和最新的报告，我们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
“头上的烧伤是故事／腹上的刀伤是故事／腰上的枪伤是故事／耳朵上的冻伤是故事／而你，却从不讲故事／……”一位采访过曹发庆的诗人，充满深情地这样写道。
的确，这么多年，人们听不见曹发庆讲故事，周围的人们看见的是他一身的伤疤。
４０年来，不论冬夏春秋，昼夜晨昏，曹发庆总是一顶帽子头上戴。熟悉他的人说老曹乐观、好开玩笑，但是有一条，和他开什么玩笑都行，就是不能碰帽子，一碰就急眼。可是也有人曾掀开帽子看过，看的人倒吸了口凉气，曹发庆不仅头发没了，而且露出了花花白骨。
曹发庆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朝鲜战场上敌人留给他的纪念。
和老曹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他腹部有一长条斜斜的刀伤，每次问起老曹，他只是说他们连和敌人一个营恶战时被敌人刺刀捅的。后来人们知道，捅伤老曹的，是第６个死在老曹刺刀下的敌人。
老英雄究竟有多少故事？
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英雄的“曹副连长”恐怕一直还要埋名在大山里。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３日。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
大兴安岭地委老干部局局长苗润太、副局长王庆林一行走进一条泥泞的小巷道，来到他们下基层访问的第３２户人家，看望粮食分局离休干部曹发庆。陪同的鄂伦春族副乡长关小云边走边介绍说：“他是从部队下来的，听说立过不少战功”。
在曹发庆家，关小云面对已经双目失明盘腿坐在炕上的老人再三恳求：“能不能把你的军功章拿出来给领导看看。”
“没啥看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曹发庆淡淡地说。
许久，曹发庆才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老伴徐行。徐行打开一个小木箱，双手捧出一掬军功章，丁丁当当倒在炕上。
在场的人们惊愕了——
“英雄奖章”两枚，“勇敢奖章”三枚，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奖章和纪念章四枚……
望着这些在尘埃中沉默了将近４０年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再环视一下老人的小屋：四壁空空荡荡，炕上铺的是几块拼凑的露着窟窿的纤维板，陈旧的被褥，斑驳的炕柜，一台图像不清的九英寸黑白电视……苗润太、王庆林和所有在场的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老伴徐行又拿出了一件破旧的白粗布上衣，上面绣着的“独胆英雄”四个大字依然鲜红。
曹发庆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衣服，“这是罗荣桓政委奖给我的。”久久地沉默之后，老人才讲起了当年横刀跃马的往事。
从东北到海南岛，从云南到朝鲜，曹发庆的足迹踏遍了５万多公里征途的山山水水。他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荣立战功３０多次，并先后被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总部授予“战斗英雄”和“独胆英雄”称号。
“打四平那时候，胜是胜了，可是我们连队都打没了，那些战场上没回来的人，打得比我好，可是啥也没捞到。我只不过是回来了，就得了个英雄称号。一想起这些，我就想哭。你们说我当这个英雄还有啥意思，能有啥脸讲自己过去怎么怎么英雄？”
这难道就是老英雄４０年隐功埋名的缘由吗？
老人家默默地平凡了一生，奉献了一生，血与火，生与死给他铸造了一个太深刻太丰富太真实的灵魂。
纤夫，伙夫，更夫。“给国家干事是咱的本分，别把官儿看得太重了。”
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这里素有“高寒禁区”之称。
但这里不是生命的禁区。
３５年前，已转业到黑龙江省绥棱林业局的曹发庆，听说开发大兴安岭的消息后，二话没说，第一个报了名。
“武夫”出身的曹发庆，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中，先后当上了拉船的纤夫、做饭的伙夫、看粮库的更夫。
当时，林业局新建点，陆路不通，运送物资、给养全靠水路。航道难行，货物运输只能经过黑龙江的额木尔河口，离林业局所在地还有２５里的水路。船上重载，逆水行舟，若想完成运输任务，只好靠人力拉纤。
一次拉纤，正赶上风雨交加、河水暴涨。老曹是打头的，纤绳陷入肩膀肉窝里最深，把上次拉纤还未结痂的血泡勒破，血水、脓水、汗水、雨水交融在一起，染红了他肩膀上那始终绷直的纤绳……
有一年冬天，鄂伦春民族乡组织干部群众义务献工，到数十公里外的依沙溪修水库、建电站。数九隆冬的大兴安岭，大地冻得铁板一样，尖镐一刨一个小白点。
　食堂缺少“大师傅”，人们劳累一天，经常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群众发牢骚，领导直挠头。已调任十八站乡供销社党支部副书记的曹发庆，放下手中的尖镐，主动请缨到了食堂。为了保证大家吃饱吃好，曹发庆每天只能睡不到４个小时。洗菜切菜、蒸馍焖饭等活计姑且不说，年逾半百的老曹每天要翻沟越坎到一公里以外去挑生活用水。
呼玛县粮库要选调一名认真负责的更夫，以解决粮食经常失盗的老大难问题。有人推荐曹发庆，领导上认为这个人选再合适不过了。可一想到老曹是个副股级干部，家又住在十八站，长期单身在呼玛上班，不免有些顾虑。他们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老曹找来谈话，没想到，他居然爽快地应承了。
听说老曹调到县粮库打更，干工人的活，本单位有几位同志替他打抱不平，认为这样干群不分，“压级”使用没道理。老曹可不这么看，他说：“给国家干事是咱的本分。你们这些人哪，就是把官儿看得太重了。”他来到粮库后，认真负责，整夜在外站岗巡逻，力争做到万无一失。人们都传说这个新来的更夫会武功，三五个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果然，没几天，他就一个人擒住了两名惯盗。老曹出了名，盗窃者闻风丧胆。
即使开发建设到了今天，大兴安岭的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许多人“南飞”了，可曹发庆还像哨兵一样，一往情深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事实上，他有很多机会能离开这里，可从未动过心。
１９６５年３月的一天，曹发庆到北京去看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战友老宋，老宋是他当副连长时的通信员。在中南海，曹发庆见到了毛主席。老曹至今也忘不了：主席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亲切地说，“你过去打仗打得挺好嘛……在地方要多向地方的劳动模范学习……来北京不容易，多住几天，多走走看看。”当老宋得知老连长目前生活依然非常清苦时，落泪了。他认真地说：“你吃苦够多了，到北京来吧，手续我来办。”老曹没言语，只是摆了摆手……
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了，曹发庆在大兴安岭忘我地工作着，先后２６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倾洒着他后半生心血和汗水的大森林。
在金钱面前，他早已是盲者。钱这东西，是人把它整神的，看重了是命，看轻了是纸。
曹发庆３６岁才结婚。战争年代的伤疾使他此生无法留下一个后人。老伴带来的女儿，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转眼，外孙子淼龙已高中毕业，他的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偏远的林场，再就是留在外公、外婆身边。老伴徐行急得坐卧不安，央求曹发庆出面，给淼龙就地安排工作，日后也有个跑道的。老曹最心疼这个外孙，这孩子从出生４个月，就在他的身边，一直长到２０岁，对二老特别孝顺。他何尝不希望孩子留在身边呢！一向办事干脆利索的曹发庆，却在这件事面前为难了。一连数日，他沉默寡言。淼龙理解外公的心思，毫无怨言地到外地一个林场去上班了。走的那天，孩子打好行李，屋里屋外转了好几趟，恋恋不舍地走到两眼昏花的外公身边，轻轻地说了声：“姥爷，我走了。”曹发庆一句话没说，等孩子走远了，老伴徐行惊奇地发现扶着门框的曹发庆泪流满面。徐行说：“３０多年来，还第一次见这老头流泪。”
三年困难时期，曹发庆在呼玛县采购站当党支部副书记。进入冬季，县领导交给采购站一项任务，千方百计保证春节全县职工每人供应的三两肉。接受任务后，曹发庆组织供销社的职工成立三个收购组，去鄂伦春居住点“跟踪收购”。猎民们打到猎物就地收购，然后用爬犁运回县城。
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每天要在山上转悠百八十里，累一点倒好挺，最难忍的是肚子饿。老孟饿得挺不住了，对他说：“曹书记，咱们一天爬山越岭辛苦不辛苦不说，总不能守着肉堆挨饿吧，干啥吃啥，咱们吃点肉，我看也没啥不行的。”曹发庆凑到老孟跟前：“眼下大伙儿都吃不饱，咱们也确实够苦的了。野物是收了一些，细算一下数量还是不够，离完成任务差一大截。我也不是铁打的，也想敞开肚皮来一顿。可咱们吃一顿，每人按一斤来算就得三斤。这就是十个人的春节供应量啊！春节眼看到了，大人孩子都在眼巴巴地指望咱们收购的肉过年呢，咱们能吃得下去吗？”
老孟听他说得在理，把脑袋低下不言语了。曹发庆带人在山上整整转了一个多月，春节前几天才撤下来，收购的狍子肉、犴肉、野猪肉堆起来像山，他们却一个多月里一口肉没动。
从１９５４年转业到１９８１年在十八站粮食分局离休，曹发庆的“副股级”整整原地踏步了２７年，离休时基本工资才８２．５元。
曹发庆家里最多有过四代九口人。人口多，工资少，紧紧巴巴的日子一直困扰着曹发庆。他记忆中手头最多时攒过１５０元钱，那台九英寸黑白小电视，算是干了一辈子最贵重的家产了。
直到如今，曹发庆这个领工资的国家干部还为一辈子只给生身母亲寄过２００多元钱而内疚，说起来禁不住眼中满含泪花。
从朝鲜战场下来在某部铁岭留守处工作时，曹发庆回家探望了日夜思念的母亲。正值建国之初，家里很穷，他怕给家添个吃闲饭的，只住了两天就匆匆返回部队。临走时，掏遍了全身衣袋，才给７０岁老母掏出１０元钱来。其实，从参军至今，曹发庆就回过那一次家。那一次，竟是他与母亲的终生别离。后来，曹发庆勒紧腰带，先后给母亲寄回２００元钱。
多少年来，尽管曹发庆在紧巴日子重负下活得很艰难，但他并不看重钱财和物质利益，更不愿伸手占公家的便宜。有一年，塔河县委副书记王守义到十八站乡专程看望他，听人说自离休以来，他家的烧柴都是老两口一天往返几十里用推车上山拉的，很是感慨和不安，当即对乡领导交代，今后必须把老人家所用的烧柴全部包下来。第二年春节，乡政府到家慰问时，徐行瞒着曹发庆对副乡长关小云说，家里买了一车柈子，钱没少花，柈子还不好。关小云听后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很快把１８０元柈子款给报销了。曹发庆知道后，气得把老伴骂了一顿，硬逼着她把钱退了回去。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人把它整神的，看重它是命，看轻它是纸。”在曹发庆家采访，老人的这一番话震颤着我们的心灵。然而，当我们问他现在最想什么的时候，老人却出乎意料地说，“就想攒俩钱儿，等到死的那天，好给来送行的人安排一顿饭，抽点儿烟喝点酒。”
在名利和金钱面前，曹发庆早已是盲者。
１９８７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早早起床的曹发庆忽然看不见窗外的太阳了。数十年积劳成疾，曹发庆失明了。这一年，他７０岁。熟悉他的人都想不通——这个站在太阳底下敢说没做过一件亏心事的人，为啥到了晚年还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尽管已没有多少治愈的希望，领导还是决定不惜花多少钱也要为他治好眼睛。曹发庆又一次“固执”起来：“我眼瞎了，可心里明白。别为我费心了。组织上这样关怀我，我知足啦！”
一年前党的生日那天，大兴安岭地委、行政公署、军分区组织召开的“命名表彰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曹发庆大会”在加格达奇举行。分布在大兴安岭８．４万平方公里上的１３个县、区、局都设了分会场。由他人代讲，一个多小时事迹报告，曹发庆本人只讲了不到三分钟：“……感谢组织给予的关怀，希望大家努力建设好国家……要是现在能睁开眼睛看看大伙儿该多好哇……”
许多人感动得流泪了。这一天，大兴安岭的山山岭岭都回响着曹发庆的名字。
茫茫林海中，闪耀着一束生命的北极光……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