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就彭定康所谓“政改方案”向香港《镜报》记者发表谈话决不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任何“建议”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周南就彭定康所谓“政改方案”向香港《镜报》记者发表谈话
决不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任何“建议”
新华社香港１月２８日电新出版的第１８７期《镜报》月刊，登载了该刊记者１月中旬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专访文章。周南对记者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港督彭定康单方面公布和坚持“政改方案”挑起中英争论问题的看法。
周南说，彭定康先生下车伊始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所谓“政改方案”，无端地挑起论战，使中英的合作关系发生逆转，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周南说，为什么说由彭定康挑起的这场争论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不要守信义的争论呢？因为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香港逐步实行民主政制的安排，本来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同香港各界人士经过多次磋商已经达成了协议，并写入了基本法。而且这项安排也经中英两国政府交换信件而达成了谅解，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联合声明签署和基本法公布时，英国政府都曾鼓掌欢迎，表示满意，怎么一下子态度就变了呢？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１５０年，到今天还是总督专政独裁，哪里有什么民主？现在的安排是１９９１年直选议席由零一下子增加到１８名，然后陆续增加，到２００３年增加到３０名，达到５０％。在此以后如何增加，完全由港人自行决定。去年９０高龄的英上院议员肖克罗斯勋爵来看我，我说按照已达成的协议，在短短的１２年中，直选议席从零增加到半数，你说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他说：这当然是很快了，我们英国自己用了４００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议会民主进程，而且到现在还保留了由委任产生的上议院，说香港的民主进程还不够快，是荒谬的，不现实的。他后来在上议院作了一篇很客观的发言，可惜香港传媒很少刊载。
周南说，彭定康的方案违反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协议，这是不争的事实。你们仔细看看公布的七封信就很清楚了。当时英国派遣柯利达爵士到北京谈判这一问题，他了解全过程，我也参加了会谈，是经过他同我们谈妥，才有信件的交换。柯利达已公开表态批评彭的方案。还有香港前总督麦里浩、卫奕信也都讲了话。李光耀先生指出这些人的讲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你们仔细看看，英国外交大臣在第一封信中就讲到“希望能就１９９７年以前及其后的政治体制的发展问题达成谅解”，表示愿“与贵方通力合作，共同建立一个能确保衔接和顺利过渡的政治体制”。其后他在信件中又表示，英国政府“确认一项谅解”即直选议席１９９１年１８席，１９９７年２０席，１９９９年２４席，２００３年３０席。并表示“原则同意”中方提出的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成分和比例必须按照基本法附件一第二项确定的以四部分人组成的安排，承诺将这项安排推荐给香港立法局，这个选举委员会也可于１９９５年成立。不言而喻，英方同意按照“直通车”的设想，即１９９５年的直选议席应限制为２０席，其他４０席都应由间接选举产生，剩下需要联络小组磋商的细节问题，只不过是新增加九名功能团体应从哪几个界别产生，选区划分和选举方式如何确定，等等。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并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但他们还狡辩说，两国外长交换的信件不是外交协议，“没有约束力”，这简直是不顾起码的外交常识，完全不讲信义。
周南说，英方搞的这一手虽有彭定康个人的因素，但谁都看得出它也反映了英方对港政策的改变。许多港人都说他们不理解英国改变政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周南说，对“动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据说一种解释在英国内部流传很广，即他们做出了一种非常错误的估计，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因此要准备在必要时推翻过去的中英协议，一方面在１９９７年后通过他们扶植的代理人变相延长英国的殖民统治，把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并妄想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人们还记得，在中英谈判之初，英方首先提出了所谓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接着又提出要以主权换治权，这些都被我们驳回了。其后又讲要在１９９７年后实行某种程度的“参与”，实际上是要求变相的治权的延续。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现实。如果上述流传的说法是准确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的这些疟疾原虫在新形势下又有死灰复燃之势，最近他们讲的对香港今后五十年也负有所谓“道义责任”，明目张胆地要插手１９９７年后５０年的香港事务，听起来不是多少有点耳熟吗？
周南接着谈到了英国的政策变化是否还有国际因素和国际背景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势力不愿看到中国早日实现统一，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强大。所以看来香港最近发生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对此我们当然应该认真对待。
周南说，我认为从英国方面来讲，要处理好中英关系，处理好香港问题，必须对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感情有一个起码的清醒的认识。不久前，一位著名的英国电视制片人来港见我，他说要拍制一部大型电视片，全面反映香港回归中国的情况，准备１９９７年上映，希望我给他提点意见。我只讲了一点，指出：拍好这部片子，必须首先对中国近代史有个了解。要懂得中国近代史是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起点，是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起点，是中国人民受屈辱和损害的历史的起点。从那时起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排除列强的欺压，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也都是以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抵抗外来侵略为导火线的。中共老一辈领导人首先都是最彻底的爱国者，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奔走献身。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行北伐，口号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国人民长期为之流血牺牲的奋斗目标，这是海内外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的不可抗拒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和人民那样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如果１９９７年不收回香港主权，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任何中国政府都得倒台下野。如果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其后，小平同志又多次讲过，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周南说，我们不是清政府，不能当李鸿章。有人要中英各让一步，这不行。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执行，一个字也不能改。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
周南说，我们和香港居民一样，都不愿看到未来四年香港在中英对抗中度过。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实现平稳过渡。问题是人家要选择对抗，我们不得不作出坚定的回应。这叫做实逼处此，有什么办法呢？
周南指出，下一步怎么办，要看港英的态度。他们应该懂得，１９９７年后英国在港的利益存在于中英合作和基本法之中，而不在其外。如果他们要蛮干下去，对抗下去，不但要损害港人利益，也会损害英方利益。要恢复合作，那就要完全回到联合声明、基本法和双方协议的轨道上来。在彭定康方案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我们是决不会接受的。记得在中英谈判的后期，我曾对我的谈判对手说：我有一事不明，你们明明知道贵方提出的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建议”，是我们决不会接受的，为什么还要在谈判中提出来呢？对方的回答倒也坦率，他说：“我们不试探一下，怎么知道你们不会接受呢？”如果这次他们提出的所谓“建议”也是想试探一下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的话，那么现在是到了他们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至于如何下台阶，我相信英国人并不傻，只要他们有决心改弦更张，自然会自己找到下台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