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忧喜喜看“升温”——关于我国开发区现状的思考之二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忧忧喜喜看“升温”
　　——关于我国开发区现状的思考之二
本报记者蒋亚平
人们对开发区迅速“升温”的忧虑，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最直接的是对耕地的侵占。其背后，则是对我国粮食供给的担心。１１亿人口的大国，“吃”是首要的大问题，强调粮食生产，总不会有错。
全国开发区若按占用耕地２０００万亩算，一亩产粮５００公斤，全国将因此减少１００亿公斤粮食，这不是小数。
第二重的忧虑是国力。这是从基建规模上算的帐。我国近年基建投资总规模平均为５０００亿元左右。以前几年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土地的前期开发费约为１亿元左右。即使只按开发区规划总面积２万平方公里的一半计算，仅此一项就需要投资１万亿元。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前期开发费，一平方公里已达２亿元以上。开发出来的土地，再盖工厂，购设备，投资至少还要翻一番。
基建规模膨胀，原材料紧缺，交通、能源“瓶颈”制约加剧，以及由此而来的贷款失控、通货膨胀，正是多年来我们宏观调控部门最为担心的事情。
在这种忧虑下，清理、压缩开发区便势所必然。
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忧虑。“开发区热”中，是不是涌流出一股越来越显明的对农业的淡漠？内地和边远地区的一些开发区，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是过去那种“一哄而起”、互相攀比“运动经济”的产物？由于当前特定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一些地方政府首长自觉不自觉地强烈追求任期内的“政绩”，这种追求把握不当，是否容易扭曲成为一种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
毫无疑问，“一哄而上”、“短期行为”、“城市偏向”这些传统的“政治经济病”，正是导致一些地方开发区不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１９９２年中国开发区的迅猛兴起，并非仅仅呈现上述的种种负面效应，而还有更深层的动因。不对这些动因给予特殊的注意，我们就很难对开发区的发展有一个冷静、客观、科学的评价和结论。
记者认为，这类动因主要有这样五个：
首先，开发区大批涌现，是三年治理整顿结束后各地经济反弹的一种反映。治理整顿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当中央宣布治理整顿结束后，各地积蓄下来的加速发展经济的愿望和势能，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激励下，突然迸发出来。积极兴办各种开发区，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区激增，既是１９９２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又是这种增长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载体。
开发区“升温”的另一直接、大的推动力量是外资。１９９２年，全国协议利用外资５７５．１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１１１．６亿美元，分别比１９９１年增加３．８倍和１．６倍，在一些省市，外资的涌进更为强劲。上海市一年引进的外资和兴办的“三资”企业，均超过过去１４年的总和。在历来外资势头强劲的广东，１９９２年合同利用外资比上年增长１９５％，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９０％。沿海、沿江、沿边省市情况大致如此。外资进来，必须要有相当的投资环境，并且要有一定超前性。开发区作为为这些“外来凤凰”栖落的“巢”，便一个个快速垒了出来。
第三个动因是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从两个意义上展开，一是从全国范围讲，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各种围绕城市兴建的工业开发区便如雨后春笋。二是从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讲，工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化，包括房地产业、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也发展迅猛，一批高新技术开发区、别墅开发区、旅游开发区便应运而生。
开发区大量涌现，与各地调整城镇规划也有重要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各地逐渐积累了一些发展资金，同时也对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重新制订和调整城镇规划便有了基础。规划下来，便扯出了工业区、居住区、高科技区、商业区之类的旗幡。
目前最受非议的乡镇级开发区，许多也有其必然性。被称为“草根工业”的乡镇企业，有其机制灵活的一面，但也有建设分散、遍地开花、规模效益低的一面。先前，乡镇企业分散布点的负面影响还不突出。进入９０年代，国有企业开始转换机制，面向市场，“三资”企业咄咄逼人，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竞争能力，集中连片也是发展乡镇企业一大趋势。这些新开发集中连片工业小区，由于宣传和招商的需要，很多便被冠以“开发区”的称号。
记者把“多重”忧虑和“五层”动因同时细说给读者的目的，是想多提供些认识开发区迅速“升温”现象的依据，避免只简单地在“是”与“非”两极中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