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可读，接近大众，走向通俗一九九二年长篇小说——在探索中创新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追求可读，接近大众，走向通俗一九九二年长篇小说——
在探索中创新
林为进
１９９２年的长篇小说，有几点比较突出的现象。
历史小说的实绩最为显著。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少年康熙》都是近年来不多见的、相当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从人的视点切入，将人与历史的关系写透写活，是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为此，它们不像一般的历史小说，往往只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从艺术审美的需要出发，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少年康熙》中的孝庄大皇太后、《曾国藩》中的曾国藩都是极具力度与质感的艺术形象。而由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表现了人物的个性与经历，而且写出了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十分复杂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矛盾。作品的艺术氛围感强，文化底蕴沉实，且有相当广度的知识性。从而，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反映出优秀历史小说是功力与才情、灵气与知识的产物，而且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小说的确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品种。
跟以上的两部作品相比，周而复长达６部、５００万字的《长城万里图》主要的价值不在于艺术审美，而体现于它的历史文献性。《长城万里图》以基本纪实的笔法，宏观驾驭历史，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八年战争。作品构架宏伟、气势博大，线索繁多而又相对完整。对于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是极具意义和价值的。
探索作品的增多，创新意识的萌动，是１９９２年长篇小说创作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用虚构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小王朝的灭亡。而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现历史，只是由国王端白不想继承王位也不是当国王的材料，却身不由己地做了几年糊涂国王的经历，表现了人之命运往往很难由自己去确定。而端白失去国家与王位后，做了一个杂耍艺人，才感受到自己价值与才能的快乐，则是于对比中揭示了每一个体生命都有其适当的存在位置。吕新的《黑手高悬》只写氛围而故意忽略故事与情节。吉成的《血印》则近似于“意象小说”，三个人物代表三种意象。理智与情感、灵动与板涩、忠诚与背叛，确定与难以捉摸。历史的矛盾，也就是人性之矛盾。潘军的《风》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写法，于现实中对一个历史事件产生兴趣入手，既表现了现实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同时又于对历史事件的探寻中，叙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好人与坏人、真实与虚伪，清晰中又扑朔迷离，难以确定。张炜的《九月寓言》近似一部满怀惆怅的抒情散文，既无贯穿始终的事件，又不以核心情节作全篇的基本构架，只是带点淡淡的感喟，平缓地叙述着某些乡村人生。
此外，朝花夕拾、怀旧情结也于１９９２年的长篇创作中有所体现。王蒙的《恋爱的季节》描述了５０年代初北京市某区团委一群年轻人真诚单纯热烈追求理想的生活形态。高岸的《世界正年轻》则是表现了泰山脚下一所职工学校５０年代初刚创办时的人际关系，有紧张，有过激，但也不乏人情的温馨。而周军的《鹅卵石小史》描写的却是反右时期一个省委宣传部及省报编辑部中所发生的故事。辛酸多于温情。
追求可读性，努力接近大众读者，向通俗化靠拢的倾向，于１９９２年的长篇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有意于创作大陆式言情小说的严丽霞，继《都市三部曲》之后，又推出了《影视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即《桃源春梦》与《秋月残梦》。柯天国的《少妇》、金彦华的《含泪的白茶花——一个女模特的自述》、洪峰的《东八时区》、远山、纯辉的《台湾漂来的渔船》、于京旭的《苍白的血》、红柳的《错位的星座》等，虽然有的欠点深度，有的稍嫌生硬，但都在追求可读性上走出了值得肯定的一大步。而陈建功、赵大年的《皇城根》、范小青的《老岸》、郑万隆的《女性迷狂》则于可读性的追求中，又融入了较高层次的文化品味，更是表现出长篇创作通俗化的道路异常广阔。
长篇纪实小说，１９９２年影响较大的是几部描述留学生生活及海外题材的作品，业已引起了不小的反映。
纵观１９９２年的长篇创作，不难看出是有一些新的追求，也增多了潇洒，减少了板涩，但除了几部历史小说外，毕竟还缺少较具艺术意蕴的佳构。审美化的故事，看似简单，要实现还真不容易。１９９２年的长篇创作，就留下了如此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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