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荧屏》不模糊——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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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
——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何方
著名的老共产党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今年２月６日是他的９０周年诞辰。人民出版社也于最近出版了他临终前才完稿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一氓同志光辉的一生，人们是比较了解的。这里只就有关回忆录的某些情况作点介绍，作为对这位令人景仰的老共产党人的纪念。
李一氓同志把他的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表现了他一贯的谦虚作风和求实精神，说明他不愿意肯定自己的叙述就完全准确，对一些事件的议论就一定恰当。他在《自序》中说，“首先时间、地点这两者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就很难说是准确的；有许多稍为涉及一点议论，也很难说是有道理的。”“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但是实际上，他的回忆录并不模糊，不仅表现出精神上的光明磊落，而且许多事件的叙述也都做到了实事求是。这部回忆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真实。唯其真实，所以可信。一氓同志认为，写回忆录应当是有什么写什么，记得的重要事情要写，不记得的事情就不能事后去编。他回忆到的一些交谈也只是追叙个大意，很少把追述几十年前的谈话打上引号。他的叙述，虽然行云流水、古今上下、涉笔成趣，但内容却十分严谨，对于历史事实没有丝毫的随意增减，更不以个人好恶加以改变。而且由于他有超常的记忆力、清醒的头脑和老练的文笔，又极为认真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写得相当具体生动，令人读后会感到《模糊的荧屏》并不模糊。
李一氓回忆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严于解剖自己和不居功、不诿过的谦虚品德。他一再申明，他“在整个革命的历程中，是很平庸的，说不上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都注意到，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犯过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他说，个人的回忆录“总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他还颇为诙谐地说，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遵循着“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要他写自传（“供词”）时规定的三个条件，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在回忆录中，从不炫耀自己，既不表功，也不掩过，对成就不渲染，对错误不辩解。甚至有些并非错误的事，他也要严肃检讨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抗战初起，他作为毛泽东的特使，持毛的亲笔信，去四川做刘湘的工作。不期到四川时刘湘已去武汉，他只得回延安复命。对此，回忆录中检讨说，“现在想来，我回四川的工作，不一定限制在刘湘这个范围，应该同时进行刘文辉、田颂尧各处的统战工作……”认为是失去了一些机会，感到惋惜。特别是对皖南事变中的一时脱离部队，更是浓墨重写，多次检讨。事情的经过是，当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性质的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大家脱离部队，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却未劝阻，后来自己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学他们的样子，离开了部队。但结果并未跑出包围圈，走了不到十个钟头，就又返回军部。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既是上级的决定，又是要突围出去打游击继续干革命，而且很快又回到部队，似乎算不得什么错误。但是一氓同志却一再说，这“总是一件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每次提起都感到沉痛。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成绩，对于许多做得很出色早已得到人们称许的事，回忆录中却往往轻描淡写，顶多也是平铺直叙，做到了朴实无华。甚至有些较重要的史实，如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的接触，南昌起义时同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入党，长征以及遵义会议期间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交往，红军到陕北后一度任毛泽东的秘书等等，李一氓多是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从这部别具一格的回忆录中，人们也可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人的谦虚精神、高尚品德和博大胸怀。
读《模糊的荧屏》，还可以学到不少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知识，因为作者的经历是和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他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在南昌起义中任参谋团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奉派去上海做地下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１９３２年到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做了几年地方工作，担任过陕甘宁省委和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皖南事变后转赴苏北，先后任淮海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抗战胜利后相继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１９４７年去东北，出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和财委书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转入外交战线。从这些经历和任职中可以看出，李一氓回忆录反映了这段重要历史的一个侧面，是研究现代史和党史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特别是《皖南》一章，是他费力较大和篇幅较长的部分。由于他不仅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秘书长，而且还受命做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所以对新四军前期的情况最为熟悉，是叶挺、项英、袁国平很早去世后一位皖南事变最重要的见证人。可是长期以来，他很少谈皖南事变，还申明不愿卷入某些有关的争议。这次写回忆录，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也谈到事变的经过，对项英问题，对叶项关系，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回忆和评论，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公允的，揭示了不少内幕，澄清了一些争议，使这本书成为研究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一份难得的重要史料。
《模糊的荧屏》只写了作者的前半生，到１９４９年为止。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第十章《过眼云烟》。可并非写他后半生的经历和工作，而是就他的业余爱好——收藏和鉴赏古书文物的情况特别是最后处理作一交代。时间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知道，李一氓不仅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家和知识渊博、研究著述涉猎甚广的学者，而且也是当代著名的收藏家。由于他鉴赏水平高，兴趣范围广，因而收藏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难得的精品。他特别喜欢词，所以词书收藏最多，堪称当代第一。有位词学专家说，李一氓为词学集中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他省吃俭用收购到的大量古书文物，并不视为私有，更反对秘不示人的坏风气，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用于社会，公诸同好，捐献国家。例如他所藏词书，在编《全明词》、《全清词》时，就派上了用场。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判牍手迹》中，就有他提供的６０件。他还计划以其所藏编印十多本明清木刻山水画，可惜只出了《西湖十景》和《避暑山庄图》两本就中断了。对于有人来查阅或借用他的藏书，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得知某人研究某个问题，还主动设法与之联系，提供所藏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化私为公的精神，即他所说“余藏书画，均缴公库”。解放初他买到一幅元朝陆行直的《碧梧苍石图》，认为此人作画流传下来只此一幅，就当即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不但向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捐献，也还直接送给原作者出生的省、市、县。“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将所藏大部交了公，单是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珍本和善本书即达１５００多册，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字画有３００余件。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决定将２０００余册词书和所余全部珍贵的书画文物，一古脑送给四川，从此结束了他收藏家的生活。李一氓之所以用《过眼云烟》命篇，是借宋朝周密《云烟过眼录》之意。但是不仅两人对“过眼”之物所持态度根本不同，而且周密所记，很少流传下来，而他的收藏和全部捐献给国家，却为民族文化保存了一份宝贵的财富。这是值得人们怀念和感谢的。
一氓同志的回忆录是来之不易的。他原先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１９８２年，一氓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退出中联部领导岗位。虽然又接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之职，但终究摆脱了繁忙的行政事务，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看书和写点文章。鉴于当时不少人在写回忆录，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觉得，像他那样既有金戈铁马、又有笔走龙蛇的丰富经历，不记录下来实在太可惜，所以都力劝他也写一部回忆录。起初他并不积极，后经再三考虑，还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从１９８３年他已八十高龄时起开始动手了。但是一旦写起来，却遇到了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虽然具有至老不衰的惊人记忆力，但终究事隔多年，单凭个人记忆不可能记得那么确切和清楚。而他保存的许多珍贵资料包括长征日记等，经过皖南事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已丧失殆尽。因此还得查找资料、翻阅档案。他又连一个写作上的助手也没有，一切都得自己操持进行。由于还有古籍整理、外事活动等其他工作，也不能集中时间写作。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先是老年白内障妨碍看书写字，后来心脏病又频繁发作，每年都要住一两个月医院。头两年进展比较顺利，抽空写出了全书的一半共五章。但是１９８５年后就再不能亲自执笔了，于是找来一位同志帮他笔录，然后再由他增删和修改。１９９０年暑假，全书写完，他的病情也日趋严重，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他还要挣扎着对全书再过目一遍，进行最后校订。可惜只看了八章，剩下最后两章再也支持不住了。不久就离开人世。所以这部回忆录就成了一氓同志花费巨大心血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份宝贵遗产。作为书法家，他生前曾为不少书写过题签，但轮到他自己的回忆录却没有来得及写，只是留下书名，在他逝世后由乔石同志题写了。
作为一氓同志的一个晚辈和学生，在４０年的交往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写回忆录中所体现的精神，也使我受到极大教育。由于一氓同志的虚怀若谷和平等待人，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年龄、资历、学问和职务上极为悬殊的后生，也能够以诚相见，以至无所不谈，在写回忆录时又给予极大信任。除起初的酝酿外，后来他每写出一部分就先拿给我看，说是让我修改和提意见，全部写完又交我通读了两遍。这就是他在《自序》中提到我的原因。其实，我哪里能谈得上“审阅”，回忆录中涉及的许多方面我并不懂，本来是没有资格来谈这部回忆录的。但既然先读过几遍，所以总觉得应该写点介绍文字。因为我相信，读了李一氓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是一定会得到教益和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