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写照——话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观后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写照
——话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观后
阿沛·阿旺晋美
最近在首都公演的大型民族历史剧《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一台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好戏。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推出的这一新作，是他们在坚持“二为”方针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又一成果。该剧的编导者以知难而进的勇气、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新颖的艺术手法，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５８个春秋的人生道路浓缩在舞台上。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采取了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态度，并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了客观评价，这是非常可贵的。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名蜚中外的藏族历史人物，是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九位达赖喇嘛中颇有作为的三位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条坎坷曲折、苦乐备尝、忧喜交织、叶落归根的人生道路。他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而成长、活动的５８个春秋，正值中华各民族外受西方强敌侵凌，内受反动政府压榨，国家贫弱衰败，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的年代，也是各民族人民大觉醒、大抗争，各种社会思潮大兴起、大传播，国内政局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和活动必然要受到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和制约，也必然要随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大气候而变化。
青年时期（１８７６—１９１０）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在依靠皇帝、谨遵皇命、效忠朝廷，守卫皇土的主导思想下，对英印总督寇松的三封信不屑拆阅而退回；矢志抗英，虽折兵无憾无悔。１９０４年抗英战争失败后，他不与侵略军谈判，毅然离开拉萨去北京晋见皇上，意在诉苦衷请求援兵，打退侵略军。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７年期间，他由于受到被革去名号的打击和辛亥革命的冲击，陷入了失落和迷惘之中，在帝国主义威逼利诱和欺骗之下，他走上了疏远中央、另谋出路的歧途。既派人同沙俄联系，又派人参加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带来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争议的历史恶果。经过这段痛苦的弯路，他觉察了英国要把西藏从祖国分割开的险恶阴谋，于１９１７年主动恢复了往北京雍和宫派堪布的旧制，恢复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这是他迷途知返的开始。１９１９年他向北京政府派去同他联络的代表表示他“崇英非出本心”，“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１９２０年，在他默许下西藏人民驱逐了英国特务贝尔，随后他下令取缔了英国人控制的警察局，停止了英国教官对藏军的训练，并于１９２６年封闭了英国人操纵的设在江孜的贵族子弟学校，拒绝英政府再向拉萨派代表团。１９２８年，又亲自派人与南京中央政府联系，随之于１９３０年会见了国民政府派去与西藏联系的刘曼卿女士，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遵此，他回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来了。
由此可见，话剧《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突出表现十三世达赖喇嘛顺应民心坚决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同时，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同刘曼卿谈话的巧妙安排，引出了他误入洋人编织的网，而后迷途知返，叶落归根的抉择，使人感到真切可信。
这台话剧，提出了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的严肃问题：一、“洋人不可信”。这里说的洋人当然是指帝国主义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曾经上过帝国主义的当。凡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人，总没有好结局。二、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走过弯路，但他能“迷途知返”，求得叶落归根，最终回到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正确道路上来，是可贵的。世上没有不犯错误、不走错路的人，重要的一点在于迷途知返。三、十三世达赖喇嘛走弯路，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是晚清政府错误的对藏政策（压制西藏人民抗英、两次革去达赖喇嘛名号），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图谋，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告诉人们，即使在１９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贫弱衰败、政府腐败无力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也难以得逞，那么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国家日益富强的今天，任何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强烈的时代感，是话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要特色，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剧的编导者竟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融以浓郁的宗教色彩、感人至深的意境、情节和富于西藏酥油味道的语言。整台戏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特别是运用序幕、尾声，以实带虚的手法，巧妙地将这一难以驾驭的题材跃然在舞台上，这是十分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