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真知灼见四十年后足资借鉴——胡风致周而复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五十年代真知灼见四十年后足资借鉴——
胡风致周而复而复兄：
《白求恩》，读过了。材料太好了，有许多可以使人感动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不是你自己和他有过接触，就是从和他接近过的人得到这些材料的。
这里面许多人和事是真的，我以为写法应如此，因为这原是为的写一个真的人。想象当然要少受限制，但是，想象作用还是重要的，平常我们对周围的日常生活的认识都要想象作用，何况写一个作品。想象作用是，把握住对象底内的关系和它底真实内容底深度，从这抓出它底最特征的表现来。在《察里津》里面，斯大林对于列宁底乐观主义的精神的赞美心情那一段，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所写的白大夫死前的那一段心理，不也是得力于想象么？当然，太深入的精神叙述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具体的表情、行动、言语，总要先把握住整个的境界和人物心理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才能够抓着最特征的东西，使整个人物发光，使整个环境跃动的东西。《察里津》对于真的人，就大半只能写从外面看到表情、行动、言语等，但那些都是由作者竭力取自整个的把握里面的，所以有了真实感。
但这首先得碰到一个问题：作者得建立对于内容的思想态度。白求恩，坚强的战士，真诚的科学者，坚强的性格，然而却一定是有着像你对他最后的回忆所说的幸与不幸的经历，但他到了艰苦□□□（原文磨损）的中国人民里面，向前的战斗和落后的压力（生活态度上的落后压力）中间，“孤闷一点”地战斗着。应该这样来理解这样一个活的人，来理解他“生平最有意义最愉快的时日”底复杂的内容和活的过程，才会捉出最活的特征，也就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不致仅仅把他底战士的性格和科学者的性格抽象化，因而是不够更有力的了。写这个人，应当当作一个沉重的负担来对待的。那一封遗书（当然是真的），我以为是理解这个人的钥匙，那里面有活人底坚决，活人底乐观，活人底怀恋，活人底人间味……但你所写的和这一对照，你底白求恩就过于单纯了。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确如你自己所说，周围的人物没有一个写好。但是，把不住周围的人物就无法写出主要的人物的。人物总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底创作要求上，不能有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二、白求恩底那些政治性的话，不是采自实录还是想象的？如系实录，就要选择，而且最主要的，要把握他说话的心情和处境。如系想象，就更不必说了。写这个人，应该是为了对于教条主义（当然，还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的强烈的攻击，但你反而对教条主义做了一些让步。关于这，从《察里津》可以取得教训的。这一点太重要了。
三、你用了一些设计来说出白求恩底伟大感人处。这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徐连长行前痛哭的一段。如果把握住了真实情势，对于他底哭的几个问话是不会有的（这，要写起来就长了，但我想你会明白我底意思）。在这里，你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了。
我说了我想说的，目的是想你把握住整个题材，成功地写出来。这对于思想改造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真正地纪念白求恩。——当然，现在这稿子，也未始不可以发表，然而，太可惜了。至于我底意见，不过是供你参考而已，不一定对的。
匆匆祝健附记
这封信是周而复同志于今年年初翻检旧物时发现后提供给我们的。原信下款早已裁去，他从笔迹和内容辨认出是胡风给他的。在那多灾多难的年代，多亏裁去了“胡风”这签名，才得以保存了原信。只是，写信时间如今已无法确定。周而复同志说：“从内容看，当在《白求恩大夫》长篇小说出版前。得到他的信以后，经过修改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约在５０年代初期。”那么，写此信距今至少已有４０年了。由于信纸有些磨损，个别字迹虽经努力辨认，也无法确定，只得以□代替。
早在３０年代，周而复同志在光华大学念书时，就和胡风有过文字上的交往，但未见过面。抗战初，他又从延安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出版的《七月》第四集第三期上，胡风发表了他反映边区人民开荒自救的小说《开荒篇》，后来又将它介绍给国民党国际宣传处译成英文在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上发表，改名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后来，在《七月》上还发表过他的其他两篇作品。日本投降后，周而复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他俩才第一次正式见面认识。以后各时期，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胡风不愿被认为是表功，始终没有告诉他《开荒篇》被推荐译成英文介绍出去的情形。直到１９８０年胡风平反后回到北京，周而复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时，才告诉了他。也幸好如此，在１９５５年的运动中周而复同志才没有受到牵连。
在这封信中，胡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朋友的创作，对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直率的、具体的意见，“我说了我想说的”。以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为例，则更具有说服力。信中所表露的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些观点，评论作品的角度等，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吧！因此，在征得周而复同志的同意后，特将此信发表。
晓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附图片）
胡风像雪村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