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艺谋热”的“冷”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关于“张艺谋热”的“冷”思
仲呈祥
自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公映以来，至《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国内影坛着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张艺谋热”。艺术家取得了成就，“热”一“热”是应当的。但誉之过头，乃至“热”得掩盖了本应实事求是地指出的不足，那就难免令人担忧。窃以为，中国影坛，多年来有一种爱刮“风”的陋习，是之则群起而捧之，非之则群起而攻之，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文化批评机制。于是，在“张艺谋热”正有升温之势时，我偏要不识时务地来一点“冷”思。
艺谋以担任《一个与八个》与《黄土地》的摄影师显露其才华而为人们赞赏。之后，他又先后在《老井》中饰过男主角、在《代号美洲豹》和《秦俑》中客串过角色。再之后，导演了引起国内外影坛注目的《红高粱》和上面提到的三部影片。公平地说，艺谋由摄影师到演员、由演员到导演，显示了在电影艺术上多方面的才华。而其诸般才华中最突出的优势，是银幕造型能力。他的摄影、用光、构图，确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据此便称艺谋为“艺术大师”，我以为言过其实。我曾在评论《红高粱》的拙文中说过：艺谋“在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似乎还只是马不停蹄地行进在一条‘六经注我’的路途上，即如他自己所言，凡与他‘喜好相投’的题材和人物，皆能融于他的审美创造活动中去，化为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他的多数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都是一种“黄土地味”。但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恐怕还应是一位能超越“六经注我”而升腾到“我注六经”的审美高峰上去的大手笔——擅长左右逢源地将自己的美学追求成功地“注”入多样的题材、多样的人物中去。果如是，则艺谋镜头下鲜活的形象，就不仅仅是“黄土地”和“光头赤膊的西部汉子”了。且喜，“秋菊”形象算是开始露出了他由“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的艰难翻越的良好端倪。
要真正实现这种超越，不仅需要独特而高超的审美造型优势，而且需要先进的科学的社会历史意识。正是在这方面，艺谋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黄土地》中对逝去的那段历史生活的审视，虽有新鲜独特的视角，却有些偏颇与局限；《菊豆》中浓烈的“人性”与“性”的意识，作为审美创造的一种视角，虽无可厚非，但力图以此来解释旧中国的历史生活，恐怕就很不科学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展示的“民俗”里融入的历史意识，确实有作“伪”之嫌，有人质问“大红灯笼为谁挂”，真有几分道理；《红高粱》中宣扬的“张张扬扬”的生命意识，自然是艺术家观照人生的一种角度，但用此来说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实在显得幼稚；至于《秋菊打官司》中对中国当代农民的审美反映，也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离“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人类最先进的唯物史观尚有距离；……所有这些，都说明艺谋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需要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历史意识，突破那种“银幕复银幕，镜头接镜头，而一些处于银幕之外、却决定着银幕形象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被隔绝在摄影棚外，或镜头的取景框外的局限”（钟惦棐语），以真正使自己的审美创造蒙上唯物史观的先进甲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