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的变迁——昌平县党政机构改革纪实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大院”的变迁
——昌平县党政机构改革纪实
冯长水
不知从哪天开始，“大院”成为人们对县镇乡以及局、委、办的领导管理机构的办公场所的统称。
进“大院”，当干部，坐办公室。这曾是不少人的理想和追求。多年来“大院”人员有进无出，或多进少出，于是，“大院”“肿”了，不那么灵活了。
沉重的“大院”
１９９０年，北京昌平县原昌平镇的建制一分为二，成为城区镇和昌平镇。当时，“两院”共有机关干部班底１７０名，被２一除，院均８５人，规模已不算小。
两年之后，到１９９２年初，这两个院都不同程度地“肿”了，仅昌平镇“大院”里，在领取工资的名册上，便密密麻麻地排起了１４０多人的长队。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昌平西边亭自庄乡，不足５０００人，乡机关“大院”也有８１名干部，平均每６０多个村民就摊上一个“乡头”。
“大院”中（指农村乡镇一级）真正吃“皇粮”的国家正式干部，在乡镇一级中只占１／４左右。其他人基本上是“以工代干”，或“上调社员”。而这３／４人的“工资”，则要靠当地农民群众直接负担。
“大院”块头很大，但工作效率却不尽如人意，“二传手”、“踢皮球”、“划圆圈”者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者有；“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者也有。
许多人为报一件小事，被某些部门支使得莫名其妙而苦恼，条条块块，都管又都不管，办成一件事，要盖数十个章……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农村经济呼唤人才，可一大批人才却关在“大院”里，于是，整个社会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改革“大院”。
“大院”风乍起
昌平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支持从乡镇开始的“大院改革”。
昌平镇“大院”率先做出两大动作。
其一，分割大院“硬件”。
原有的１００多间办公用房被一分为五。“环岛餐厅”、“三友商场”、“音乐茶座”、“电机车间”、“科研所”的牌子堂而皇之地取代了部分“××办”、“××委”。“大院”硬件的２／３开始直接用于从事经济活动。
其二，分流大院“软件”。
原有的１４０多名机关干部，有１００多人分别进入各类经济实体。镇办“晋煤外运昌平服务中心”等单位铺开了摊子。“大院”的全部党务、政务，由４０个人全部担当起来。“大院”变得脚步匆匆。
亭自庄乡“大院”决策人石荣才，夜不能寐，几番长考，拍板实行“双向选择，基层兼职”的“大院”改革。８１名机关干部很快被基层村、企业选走了４７名，走上经济主战场。
改革是一场革命。“大院”改革冲破了许多传统观念。
“官念”开始淡化。昌平镇办“狗不理”包子餐厅经理冯和，原来是机关的科长，如今搞经理，不觉得有一丁点儿失落感。多少年来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波中淡化了。
“自我封闭”被打破。在改革中，人们不怕当“出头鸟”，有了“毛遂自荐”的勇气。长陵乡工业企业公司的副经理唐国友，原来干个体，如今当了“大院”干部，尽其所能，把乡办“长城羊毛衫厂”办成“三资企业”。
“坐而论道”现象少了。由县委组织部调任亭自庄乡党委副书记的暴春光，一上任就立下“军令状”，承包一项回填土方的大工程，在工地上摸爬滚打，３个月为乡里收入几十万元。
“大院”新效应
这次“大院”改革的动因，不是源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应答了市场经济的客观呼唤，因而展示出勃勃生机，显现出引人注目的改革效应。
亭自庄乡团委书记王凤金是学果林专业的，他到北小营村兼任党支部副书记之后，负责管理村里的６００多亩果园，向村里的农民传授专业知识，剪枝打杈，疏花疏果，喷药除虫……去年金秋，压颤了枝条儿的富士苹果，红着脸向人们诉说着“大院”人的真才实学。
昌平水产局改革后易名为“昌平县水产集团公司”。去年国庆节前后，这个公司一位人事部兼公关部的女部长披星戴月，走城进市，用１５天功夫，帮助本县农民卖鱼达２万公斤。
水产局“大院”改革后，解决了曾令农民头疼的“卖鱼难”。
南邵乡“大院”改革，畜牧公司办起的饲养场如今日产１０吨猪、鸡、鱼饲料，就地消化了３００多万公斤的玉米，解决了“卖粮难”。
林业局“大院”改革的形式是“科技承包”。万亩富士优种苹果基地的建成为他们的改革增色。
粮食局在改革中建成北京市皇城粮油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统一牌方便面”遐迩闻名，仅８条方便面生产线，年创产值逾亿元。
………
“大院”作为支配我们这个社会正常运作的中枢神经系统，正在向科学、高效、规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