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访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刘纯彬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访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刘纯彬
本报记者江夏
“农民收入的多少标志着我国８０％人口生活水平的高低，不可等闲视之，我以为它与城市化问题有密切关系，”多年研究农村城镇化问题的刘纯彬快人快语，三句话不离“本行”。
“此话怎讲？”记者问。
刘纯彬说，谁都知道１１亿多人口中有近９亿农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果不改变这一基本国情，就不可能有农村以至全国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也无从谈起。具体地说，农民要增加收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益是一条可行之路，但仅靠发展第一产业显然不足以使农民致富，而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必然以城市（镇）为载体，这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反之亦然。工业化城市化具有互相推动的关系。道理很简单，工业化要求资金、物资、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非如此不能获取聚集效益、规模效益，而集中的结果必然是城市（镇）的出现，城市（镇）的发展又反过来加速这种集中。目前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它直接阻碍着农村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及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几十年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
刘纯彬告诉记者，他与一些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同行１９８６年酝酿成立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课题组，１９８７年提出了“二元社会结构”的理论和一系列打破这一结构的政策性建议。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长期实行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并通过户籍、住房、粮食和副食品供给、教育、医疗、就业等具体制度逐步造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和乡村从地域到人口被分割成两大板块，结果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加大了城乡差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被强制性地留在农村、留在土地上。其实这只是一时的稳定，时间越长，隐患越多，代价越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出现了工业化浪潮。但是由于让农民在农村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没变，城乡隔离的屏障没有拆除，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大大滞后，出现了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规模过小、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资源利用率较低、环境污染较难治理、要素市场难以发育等弊病，同时“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转移方式也使得旧式的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想方式得以基本保持。“就地消化”曾被当作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可它在实践中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就地消化”，年年涌向大中城市的“民工潮”就是明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剧烈冲撞，改革势在必行。
七八年前提出农村城市化问题，还有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但近几年已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共识。谈到这里，刘纯彬兴奋地说，“改革的实践比我们原来的某些设计还快。比如，粮食制度是维持户籍制度乃至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现在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已经全面推开，它使得劳动力的流动不可阻挡。”
记者关心推进农村城镇化眼下应该从何处入手？
刘纯彬说，农民进厂、进城的积极性很高，其直接动因是他们追求富裕、向往文明，只要环境宽松，就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可以说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事业始终是农民群众推着走的。但是领导者有没有城镇化的观念，会对实际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应该明确提出９０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城市化。谈到不久前曾去广东珠海市三灶区参加奠基中国农民大厦，他颇为感慨，那里曾是一片荒凉的海滩，但仅用了３年多功夫已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小城市，当年的农民变成了工人，人均年收入近万元。珠海市委常委钟华生给它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叫做“金海岸”。全国各地像这样的农民自己建设的新城镇何止一个两个。实际上，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一些具体制度可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试行，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先行一步，并加大改革力度。同时他还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一方面使条件适合的中等城市积极发展为大城市，另一方面以条件较好的县城和小城市为依托，逐步建设上千座新的中等城市。适当控制超大城市，适当保留、改造、建设一部分小集镇。就近期而论，则是要研究制定具体政策，重点放手发展建设县城。今后乡、村较大的工业投资项目尽可能放到县城，条件具备的县城应尽早按中等城市的格局做出规划。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中国农民的是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