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山黑水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白山黑水间
　本报记者 陈勇进
黄金大兴安岭
在大兴安岭的岭顶（地名），我看到库图尔铁道工程局的吴宗鹏局长。这里的人们都亲切地喊他老吴头。他过去是一个带兵的人。二十年来，他走过了祖国的广阔的土地：从江西长征两万五千里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祖国的边疆镇南关，最后又来到大兴安岭，负责修建铁路工程。他认为祖国到处是富饶和美丽的，而大兴安岭更是富饶、美丽。他常常一面看着那无边无际的稠密的森林，一面想着：我们国家的铁路铺得越远越长，越需要更多的木材；建设国防离不开木材；建筑桥梁和其他伟大的工程都需要木材；房子里的桌子椅子地板都是木材做的。那个人的生活能离开木材呢？他想着想着，那个老结论又浮现在脑际：这里是国家的金库。
谁知道大兴安岭森林地带到底有多大！林业部门将要用飞机来进行大兴安岭的勘察工作。用飞机要勘察多长时间还不能知道。在大兴安岭担任从事防火的护林飞机，每天只能在大兴安岭的一个方向巡逻，不然是不能回来的。调查大兴安岭上的木材是件困难的事情。森林不仅是那么广阔，而且有时稠得简直走不进去。很多地方必须用斧子砍出道路来。
在这里从事采伐工作的干部和工人，都感到自己责任的光荣和重大。一个蒙族干部、图里河作业所主任辛光第说：几年前，内蒙乌兰夫主席曾在一个高级干部会上考问干部：“内蒙工业发展的最远大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有的说是乌兰浩特的铁工厂，有的说是内蒙的牧畜业。乌兰夫主席告诉大家：在大兴安岭上。他这一提，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森林工业。辛光第听到这个事情后，对自己所从事的森林事业就更感兴趣了。他到城市里开会，在街上走路，都想着林区。他想：如果在兴安岭的森林深处建筑一个城市，那就会更加美丽。当他走出林区的时候，眼睛总在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建筑上所用的木材。在田野里看到嫩红色的电线杆，他就知道那是来自大兴安岭的落叶松。他从大桥上过来的时候，也在搜寻着来自大兴安岭的林木变成了桥的那一部分。他对一切需要木材的建筑都感到兴趣。辛光第说：有一个林业工人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他看到一根枕木是大兴安岭的落叶松，就把这个枕木抱了很长时间。——这就是森林职工对树木的情感。辛光第说：木材还可以制人造丝，织成漂亮的花布，可以制成药和酒精，还可以制油，能制的东西多啦！说到这里，他笑了一阵子。他因他的工作对于国家人民的重要意义而感到无限兴奋和光荣。
一个青年小伙子彭万成把我领到图里河流域的林场去。大自然的景物使他感动着。他说：“你听，这鸟儿叫得有多好听！”到了冰封的小河边，从一个冰穴里可以看到清澈的水在流。“你看这水有多清！” 他又说：“到夏天才好哩！河里鱼很多，做完活到河边钓个鱼，那一天不钓个十来斤？去年我钓了个四十斤的大鱼，全工队包了两顿鱼肉饺子。”走了没多远，彭万成用手指着：这就是我们伐过的林场。虽然是伐过的，远远望去还是那么稠密。彭万成说：越往里越稠，好林场一垧地能出一百立方公尺，还要把母树幼树留下。这个青年的林业工人像老吴头、辛光第一样热爱大兴安岭的森林，因为这些森林经过他们职工的劳动，现在、将来都会给人造福。正由于这样，人们才称他们这个地方为“宝地”“金地”；也正由于这样，工人们发挥着高度的积极性。彭万成创造了每天采伐二十六立方公尺的纪录。他说：一天晚上，节约委员会的同志说，朝鲜族工队有些同志每天采伐了十九立方公尺，还有的达到二十三立方公尺，我们要开展竞赛，挖掘潜在力。彭万成当时很着急，因为他们队里的四十个工人有三十个是新的，他要教会新工人怎样使用新工具。他们队的工人没有几天就学会使用新工具了。这时正到了好林场，他闷着头干了十一天，检尺员告诉他每天的成绩已经达到了二十六立方公尺。他没有满足这个纪录，他又闷着头干了七天，检尺员宣布他的成绩超过每天二十六立方公尺了。这时，他们队的工人都唱歌为他庆祝胜利。他不仅采伐，还清理了林场，一切规程都很好地遵守着。这个纪录的创造，无疑是付出了惊人的劳动的，他在零下四十八度的天气里采伐，身上只穿两个单褂和一个绒衣。彭万成说：那时只知道完成任务啦，那里知道冷呀！
把铁路修到大兴安岭的深处
张有山的家里连着来了三四封信催他回家结婚。对象是一个十九岁的麻袋厂女工，张有山很喜欢她。可是，他说：森林铁路库图尔段要在“七一”通车，几十万立方公尺木材等着往外运，那里有空回家呀！所有的工人都提出要在“五一”定道，“七
一”以前通车。张有山心里想着：“七一”以前通车，就可提前回家办喜事。那时就不是一件喜事，而是“三喜临门”了：“七一”党的生日是一喜，通车运木材是一喜，结婚又是一喜；如果党接受自己入党，那更是大喜。因此，在别人看来，张有山总有用不完的劲儿。他们工队担任的工作是挖石头和卸车，他们刚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每人每天能挖零点六方，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点六方。张有山说：我们还要争取更多！
他们高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工具。在那白桦树林里，搭着一些深绿色的帐篷。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从山上的树上到山下的树上拴着铁丝绳，盛石头的篮子像箭一样地飞下去。这就是他们创造的“飞篮”。这样，他们一分钟就可以从山上运下七篮石头。在没有这个创造以前，他们三分钟只能运两篮石头。那运石填方的平车（在难以搬运的重要工地上，铺设轻便铁轨，平车只能在轻便铁轨上用人工推动），从山上到山下，又从山下跑到山上，像穿梭一样。以前装车子就要耽误二十多分钟；后来他们创造了漏斗；车子一到，漏斗就自动地把石头漏到车子上，这样，七分钟就可以装好一车石头。
沿着新铺的河砾石路基往里走，一直到图里河的储放大批木材的地方，正是他们要通车的地方。这段路看来并不算长，但是它要穿过许多山岭和山涧，还要穿过难以施工的塔头草塘。在火车要穿过的山岭上，人们正在用开山机不停地钻眼打石，每天的中午和黄昏，都会听到那排炮一样的巨响。在有山涧的地方，人们还要用石头把它填平。在有塔头草的地方，要铺上二三尺厚的河砾石。这样的地带，原先人们并没有准备这么早施工，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可是苏联专家提出：这里冬天施工比夏天好，因为冬天施了工，路基下面的冻层到夏天也不会化，可以保持永久冻层。他们接受了这个宝贵的意见。
冬天施工，搞碎石头实在难。他们发现塔头草塘里就有河砾石；但不是到处都有。怎样找呢？他们又想出了窍门：每在一个地方掘石头时，就敲敲地皮，如果下面有河砾石，地皮就会像鼓一样地响；如果没有，就没有声音。原因是石头不和土冻在一块。他们就这样在路基的近便处找到了很多很好的河砾石。过去他们铺路基时，都把塔头草去掉，怕路基不坚固。苏联专家说：塔头草可以保持永久冻层，去掉反而不好。这个意见使他们少费了许多工。这里的工人们惋惜地回忆着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由于他们没有认真地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办，使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未结冻前，苏联专家建议把河砾石都堆起来，以备冬天填方用。他们没有这样做。冬天到了，河滩里出了很多冰包，河砾石弄不动了。就这样，他们多费了两万个工。他们说：苏联老大哥在寒带施工可有经验啦，不运用苏联的经验就一定要犯错误。
通向大兴安岭的森林铁路——库图尔段的路基铺成了。但从这些征服困难的人们的口里，听不到谁说一个“难”字。实际上，征服大兴安岭是有很大困难的。就拿吃水来说吧，岭顶的人们吃水是用火车拉上山来的；虽然是四月下旬了，山里很多人们还是吃的冰块。在这里施工的人们并不是久居东北或大兴安岭的人，从他们的口音里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一”前几天，大兴安岭天天飘着鹅毛大雪。来自海南岛的人们说：我们家乡穿单褂还要出汗哩。来自福建和云南的人们说：我们那里麦子已收割完了。久居大兴安岭的人们说：这里端午节还下雪呢。我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是四月下旬，山里的树木花草都没发芽，黑龙江和图里河还紧封着。
这些来大兴安岭修建铁路的南方人，也曾受过大兴安岭寒冷的惊吓。有人说：在这里稍不注意就会冻掉耳朵、鼻子，冻死人是常事。可是当他们一听说到大兴安岭修铁路的时候，都争先响应号召。这里确实是很冷的，冬天的大兴安岭要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到五十度。就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展开了红旗竞赛。竞赛的紧张，使队与队之间的成绩只相差点零零二方；这就是说，只相差用手捧两下的数量。夜晚有时飘着大雪，人们还用手电筒仔细地看着黑板报上的成绩。他们的愿望达到了，把国家给他们规定的任务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七十；有的队的成绩比原分配的任务竟提高到十五倍。
他们忘我地劳动着。原先规定“七一”通车，他们不满足，又往前提十天；他们还要争取更提前。
在这里你所经常听到的，除了“提前完成国家任务”的口号之外，还有“节约”。这里的职工们完全懂得节约对国家的意义。开始修建这段铁路的时候，虽然线路已经勘察了几遍，好像是不会有多大问题了，但吴宗鹏局长还要亲自走两遍。往大森林里走一趟并不容易。他和几个工程师带着个小帐篷，整天价雨里泥里地走着。有时高粱米还运不来，就得吃点豆饼。就这样，他们把百分之八十的线路修改了，节约了三分之一的桥梁，还节约了五十万方石头的填方。原先计划两个机车才能拉过岭顶，现在一个机车就可以了。就在这不长的线路上，他们给国家节约了五百亿元之多。我在岭顶住了两天，这里的人们正在开会，除了讨论如何提前完成国家任务之外，仍然是讨论如何节约。国家给的任务，他们要提前提前再提前，节约节约再节约。
紧张的春天和秋天
在今年的春天和去年的秋天，我走过了黑龙江南岸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鸭绿江西岸的长白山林区。春天、秋天是林区人们最为紧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时刻地警惕着可能发生的火灾，响应国家的号召——杜绝山火。
林区如此广大，怎样能杜绝火灾呢？只要有一个坏人扔一个火头，就可燃起燎原的大火。树林外的草是如此稠密，在地上铺了半尺深，随时随地都可能起火。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决心杜绝山火，不让国家富源被烧掉一点。陌生的人在林区市镇大街上吸烟的时候，随时有人会制止你；但是你到任何人家的屋子里吸烟，他们是欢迎的。
一个刮风天，在内蒙地区牙克石的大街上走着一个瘦弱的青年妇女。虽然全镇的烟火都停熄了，她还是一会也不停息地检查着防火工作。她要在这一天里把她这一街上的几十家人家来回检查好几次。她也和大家一样，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动锅了。寒风不知要刮多长时间，高空里挂的两个防火旗就是任何人都不许烧火的象征。张桂花尽管有病，也要和大家一样吃凉馒头，喝凉水，虽然天气那样寒冷。两口子多么盼个娃娃呀！但是张桂花有妇女病，不能生孩子。她丈夫要她到齐齐哈尔去治病，说：“你努力工作，我没意见；就是怕你躺倒了。你治好病，用多大劲工作我也不嫌。”但是张桂花没听她丈夫的劝告。她早就在党内团内向大家挑了战：在防火期间不请假，绝对不离开自己的岗位。
吴景祥也和张桂花一样，几乎完全放掉了自己的事情，把全副精力放在防火工作上。因为火对森林实在太无情啦。他回忆着未解放前的日子，每年春秋间到处都是烟火，有时大火要烧个月二十天，晚上可看见几百里远的被烧红的天空，白天有时烟都把太阳遮住了。大火也实在吓人，一个钟头走百多里，风刮多快，火着多快。只拿一九五一年来说，由于森林的火灾，使国家遭到价值二百五十多万吨粮食的损失；拿这些烧毁的木材做枕木，可铺设四万五千多公里铁路。吴景祥说：解放前吃了这顿少那顿，腊月天没啥穿，把日本鬼子包洋灰的纸皮绑在腿上挡寒。现在我喂着四匹大马，有三个马驹子；去年夏天割了一夏天洋草，得了两千万多元。我们指望森林吃饭哩！我们山东老家看见个小棍子也像宝贝一样。我们国家大建设可少不了这个大木头呀！
改变人们的传统的习惯并不是容易的事。在防火开始的时候，有的人说：防火不可能，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地面，人心又不一样，谁能保证不失火呢？总不能不叫人家吸烟吧，总不能不叫人家做饭吧！火车头的烟筒里冒火星怎样防，总不能不叫火车走吧！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林区还不断地发生大火。当时人们在政府的领导下也集合起来救火；可是，一旦大火着起来，要马上救灭是困难的。人们上山打火一下就是十天二十天不下山，费了多少劳动力！人们从经常的教育中，从打火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防火才是最积极的办法。
春天秋天你在林区里走路，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老根据地人民拿着红缨枪站岗的情形。这里的妇女儿童拿着红缨枪，检查一切过客和自己最熟悉的人，认真检查他们身上是否有引火物。只牙克石这一个小城市，担任站岗放哨的妇女儿童就有五百多人。这里还有防火的基干大队，是由十八岁到五十岁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一旦听到火警就会马上出发。张桂花还告诉我：她们妇女在去年也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像男人一样，到铁路两旁“打火道”。林区火灾的来源，机车喷火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除了在机车上安置防火设备外，铁道两旁的荒草必须割掉。他们要割掉铁道两旁一百二十公尺宽的地上的荒草，这就叫做“打火道”。这是林区人们艰巨的工作，是解放以后才兴起来的。林区人口是稀少的，可是“打火道”要用巨大的人力。只内蒙的喜桂图旗，就要打一千多里的防火道。去年他们动员了三万个工，才把全旗铁道两旁的荒草割掉和烧掉。（烧“火道”是在草未枯前进行，先把草割开几尺宽，铺在没割的草上面，待有轻风时几个人看着让它慢慢烧掉。）
那些久居深山的狩猎者鄂伦春旗人民，现在也完全改变了烧山打猎的习惯，变为积极的防火者了。他们每在春秋防火季节都持枪巡逻，警戒着森林的敌人。在林区的上空，有防火飞机在高空中巡护；一旦发生火情，就指示人们救火的方向，并运送大批食物、鞋子支援救火的人们。火灾在广大的林区是一年比一年少了。现在人们都认为火灾是可以杜绝的了。他们说：只要大家努力，没有办不到的事。
打开小兴安岭的冰河
四月初，被称为“红松故乡”的小兴安岭还飞着大雪。不管大森林的各种鸟儿如何欢唱春天，冰雪却仍然顽固地抵抗着春天的到来。冰河的冰和雪，有的地方还有五六尺厚。只有朝阳的地方，冰层上面被溶化出一点水，一到晚上又很快地冻上了。
这个时节，在小兴安岭准备流送木材的河上，林业工人们正在从事一件有严重意义的工作。这件工作，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很多重要建设工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在小兴安岭各伐区的河流的冰层上，现在停放着大批的木材。这里的采伐工人们要提前打开冰河，把木材流送下去。
在腰河的中游，一个大河闸的冰面上，有很多青年小伙子高举着铁镐、铁锤，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刨冰作业。年轻的林业工人们用自己的手在冰河上创造“春天”，使自己采伐的木材早些流送下去，早早送到进行伟大建设工程的工人手里。
在一群紧张的劳动者中，有一个穿着灰色单衣的青年人。那件上衣显然是革命战争中战士的军衣，在右边的小口袋上，半露着一颗黄色的复员军人证章，上面有“保持荣誉”四个字。这个高高的青年人叫张四维。他虽然不像其他工人那样喜欢谈笑，可是他内心的欢乐和别人是一样的。他看着一大块
一大块的冰被打开又被拉到远处去，他笑笑，继续刨。当刨冰工作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三百六十多立方公尺的冰抬出去，冰下的水出来了。他们站在水里继续工作。所有刨冰的人们都没有皮衩。张四维的鞋袜和棉裤一天天浸在水里；但他总不愿叫别人接他的班。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张四维是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好战士；打黑山时，他的手脚被炸伤了；等到担架抬他时，他湿了的棉衣已经和大地冻在一块了。后来他奉命复员，回家结了婚。他是个愿意过集体生活的人。结婚七天，他就到林区来当工人了。小兴安岭的大好森林吸引了张四维。他说：我就是爱这里的大木头。什么时候提到小兴安岭的森林时，他的话就会多起来。他说：
“你看那里有这样多的红松呀！没有这些好木头我们的国家怎样建设呀！”小兴安岭因为盛产红松，被称为“红松的故乡”。
这里的工人都深切地了解小兴安岭对国家的意义。他们唱着：“把这木材运到矿山里，黑黑的煤炭挖出来；把这木材运到铁道线，新的铁路铺起来；把这木材运到城市里，高楼大厦盖起来。”他们站在冰河的水流里也不嫌寒冷，寒冷在这些征服自然的人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刨冰的人们站在冰水里，把上身棉衣脱下来；有的人裸露着胸口，额头上冒着热气。张四维叙述着：“刨冰在过去可是没有的呀！这是苏联老大哥传来的法子。咱们今年只刨闸门的地方，水一下来就可从这个冰口里进去，使冰鼓起来，这样可以早开河十天到半月。”另一个老林区工人说：“在解放前谁干这个呀！冰啥时候开了啥时候流；现在早一天是一天，早流下去不耽误国家建设。”
过去，等着冰河自己溶化完，桃花汛就快过去了，木头流不下来；秋天水大，好“逛花园”——木头钻的到处都是，得到处找木头，把木头再抬到河流里来。去年有的作业所到八月里还没把木头完全流送下来。去年腰河里流下四万二千立方公尺木头；今年腰河要流六万立方公尺才算完成任务。清明节后，我沿腰河走向森林的深处，工人将锯好的木材像小山一样排在冰面上。他们打算在桃花汛期流送百分之七十，其余的就好办了。工人们在这段河流里都订了联系合同，保证不丢一点木头，并且提前十天完成任务。
在冰河里刨冰的人们是快乐的。清明节前请假回家的林区工人们从家里回来了，张四维也从家里回来了。一个小青年说：“张四维他老婆叫他多住一天他就不干。”张四维笑笑也不吭气。他知道今年的任务大，要早回到林区来刨冰。他那结婚不久的年轻的妻子故意把被子晚做了一天，好留他多住一天。他拿起没做好的被子和别人一块走了。他说：
“规定的假期，只能早到不能晚到。国家的任务要紧。”他的妻子也并没有因为他早走了两天而感到不好过。她也因为他一次二次地得到模范奖励而感到光荣。她知道当他光荣的丈夫从山里回来的时候，就会给她带来光荣和更大的快乐。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