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北局定出一系列办法 克服“五多”现象改进领导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定出一系列办法
克服“五多”现象改进领导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系统地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五多”问题，曾于今年三四月间，由王从吾同志率领大批干部，分别深入农村了解具体情况，检查工作。在五月初，华北局连续召开了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的原则，结合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以自我批评为主的精神，反复研究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仔细分析了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及其来源，经过热烈讨论，规定了若干改进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基本办法。
会议一致认为，华北的党组织和全体人民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四年多以来，在社会改革和全体规模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已获得极大成绩，农业生产水平和“组织起来”的程度，都有很大提高；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也有相当改善；文化、卫生等状况，亦有显著变化；党的基层组织状况和基层的党、政干部的作风，正在不断改进，因而党、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工农联盟正在已有的基础和新的条件下更加巩固地发展着，这就使得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群众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条件日益增长了。这些成绩，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在研究了农村工作的某些情况后，会议同时指出：丝毫也不能以此成绩自满，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在执行党的正确的农村政策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上，还存在着若干错误与缺点，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今年以来最突出的就是由于上级机关规定任务过多、过急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会议多、表格多、训练多、组织名目繁多，乡村干部兼职多等“五多”问题。不仅增加区乡干部很多困难，且已影响到农民生产。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盲目追求数字，贪多求大，强迫积累公共财产；在供给生产资料方面，强行推销，形成负担。会议认为必须严正对待这些错误和缺点，认真加以克服。
会议分析了产生以上缺点的主要责任是在领导机关，不能责备农村干部。其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很多领导机关决定任务时，只看需要，不看可能条件，盲目热情，想把好事一下办完。还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以为想办的事情，只要命令一下，就可办到。与此相连的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在不少同志中滋长着一种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和好大喜功的作风，脑子一转，就写任务，要材料，但是能否办到，就考虑不周。这些都是出自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性和狂热病，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违背了毛主席所一再指示的实事求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办事的原则。第二、党政领导机关向农村布置任务时，常常忽视甚至忘记了当前小农经济的特点，过分强调统一性和计划性，过多地干涉了农民，因此，在实践中也就忽视了改造小农经济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用典型示范的方法吸引农民组织起来，改善耕作方法，而用种种办法强制群众互助合作，命令推广先进经验，并主观主义地要求百分比高高的，组织大大的，只顾夸张，不求实效，其结果，只能使农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疑虑，严重影响以至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对小农经济本质上的脆弱性估计不足，而对其经济力量的恢复却估计过高，往往以少数经济作物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来推论一般地区，以致供给超过他们需要的和力所能及的生产资料，用行政手段强迫购买。各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也常常被忽视，因而在任务要求和工作方法上也犯了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的毛病。第三、各级各系统的领导机关，进城以后，对于曾经很熟悉的农村不甚了解，高级一点的机关忙于签署文件，定任务，做计划，写指示，制表格，机械地搬运先进经验，这样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就大为抬头。县以下机关则忙于收发文件，看指示，跑腿传达，开会布置，催要数字，填表格写报告。因而形成上下交忙的情况。此外去年大批抽调干部，某些地区削弱了领导力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纠正这些缺点，会议经讨论后定出如下办法：
第一、审查并重新安排农村任务，改变当前任务过多及某些任务要求过急的现象。一九五三年的农村工作，除以农业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外，并大体确定以划乡和乡选为第二位工作，教育工作为第三位工作。稳步整顿小学、速成识字等任务，在要求上均应重新审定。城镇物资交流大会，应配合农村生产有计划的召开。发展党员、团员的工作应当作党和团的支部的经常任务。卫生工作、整顿村财政、镇压反革命、贯彻婚姻法、时事宣传等，均应当作农村经常工作，经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做出计划，再经过必要的统一布置后有步骤地进行。书报及水车、肥料等，均应切实根据农民的需要，有计划地供给，但不能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迫推销。
第二、清理种类繁多的组织形式和会议、训练等。县、区、村目前已建立的各种委员会和办公室，任务已结束者，明令撤消；留之无用、去之有利者，坚决取消，所有任务应由主管部门负责；临时委员会不起作用者，应即结束；其他确为集中力量、便于配合工作而建立的委员会，须分别保留，并健全其工作。爱国检查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今后凡愿继续维持此项制度者，必须和生产及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但不得强迫农民举行。此外，县、区召集乡的干部会议亦应统一规定，不要过多，需要开的就一定要准备好、开好，真正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可采取县区干部下去传达与帮助工作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建议重新核定农业生产的指标，修正过高过大的增产指标。农业生产计划，作为领导机关的一种控制数字，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对农民来说，任何指标，只能是通过价格政策及必要的与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作为指导农民的奋斗目标，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农民作计划，按计划办事。打井开渠，推广新式步犁等均是必须做的，但必须在农民自愿原则下进行。
第四、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各级党委除对全年工作做总的安排外，对每一时期工作也要统一部署，既要有明确的中心，又应照顾各部门的经常工作。为此，各级党委要健全机构，加强集体领导，一切重大工作，一定要经过会议正式讨论，通过决定后，要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检查，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深入农村、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了解情况，交代政策与工作方法，总结经验。在加强检查工作中，必须注意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既无计划、又无目标的乱检查的做法。
华北局常委会一致认为，在集中地解决了农村领导问题之后，重要的是组织检查工作，并在深入的检查工作中，发现下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总结他们的经验，改进工作，并用此来不断地充实领导机关的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
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同志在会议总结中，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一）农村任务过多以及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
“左”倾冒进倾向，这是由于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和分散主义倾向造成的，对工作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纠正，绝不能容忍其继续存在。但绝不要把必须做应该做而又可能做的也当成
“过多”的部分，现在好像有这样一种空气：不敢发布必要的指示，不敢索要必需的统计数字，不敢谈生产竞赛、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工作，甚至觉得在农村中仿佛只能做一件或两件工作，其他一律不能干了，一干就成了“五多”。这种不加分析、否定一切的极端态度，以及不采取积极态度改进工作的现象，必然会犯取消主义的错误，对工作极端有害。
（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执行上级指示时，必须掌握本地区工作特点，分析各种情况，作具体的布置。如遇个别工作或做法不适合本地区情况时，应本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一致的精神，积极提出意见；既执行不通，硬往下推是不对的。但这样作，绝不是反对集中领导，更不能成为地方主义者的借口。
（三）保证实现毛主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武器是开展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要用一切有效的办法密切联系群众，要有计划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总结工作，坚持理论政策学习。只要认真地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比现在做得好一些。这次会议，我们在事先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分析和研究了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依据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指示，进行反复讨论的方法，即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证明效果很好，今后应继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