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该这样死去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在兄弟报纸读者来信版上

　　她不该这样死去
情况反映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８日２２时左右，我带女友张丽去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看病。我到挂号处问：“阑尾炎该去什么科看？”女挂号员答：“内科。”我挂了急诊号，扶着女友来到内科诊室。我说：“医生，她疼得太厉害了，是不是给她先看一下？”当班的一位医生答：“这病要去外科。”
我扶着女友按医生的指点来到二楼，当时二楼停电，我们上了三楼。医生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阑尾炎。”“到二楼看。”我们又转回二楼，一位戴眼镜的男医生问：“化验了吗？”我又带着女友去化验室，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化验员。这时，我的女友开始呕吐，连站都站不起来。我连搀带扶她又来到内科，一位医生很热情，检查后说：“可能是阑尾炎，你们抓紧时间去外科看。”
我扶女友十分艰难地来到外科。我跟那位戴眼镜的男医生讲：“她又疼又吐，内科医生讲可能是阑尾炎。”他大声地答：“你怎么知道是阑尾炎？你自己给她看好了。”“病历本呢？”我赶忙奔到挂号处，喊了好一阵子，一位女同志才带着睡意回答：“卖完了。”我又返回外科。那位医生语气生硬地说：“没有病历本，你叫我怎么看病？”我再三陈述女友病的危险性，那医生不耐烦地说：“你们去妇产科看看。”我扶着女友到妇产科时，看到一楼入口处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谈笑，诊室的门关着。我连敲开三间房门都没找到医生。我只好扶着女友再回到外科。
那位戴眼镜的大夫不见了。我大声喊：“医生，医生，人不行了！”喊了好一阵都不见医生的身影，一位女护士坐在屋里不闻不问。我发火了，挥拳把挂在门上写着“办公室”的玻璃牌打碎。我想冲过去把挂在墙上的“文明科室”的牌子也砸烂，被女友拉住了。我又呼喊了一阵，还是没有一个医生出来。我流着眼泪，扶着女友，好不容易才回到女友的宿舍。这时，已是次日零时３０分。我为她烧好开水，到１点２３分，跟她同宿舍的女伴打了招呼，我才离开。
９日６点４５分，张丽的同伴急匆匆把我找来，只见张丽喊着：“疼！疼！太疼了！”我急忙找来车，赶到昆明市中医院，医护人员迅速采取抢救措施，可人已经死去了。
云南省外运公司二车队曹忠祥
调查附记
　　《云南日报》记者接到曹忠祥的来信后，带着沉重的心情先后到官渡区人民医院、省外运公司调查了有关同志和知情者。证明曹忠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医院方面首先对曹在信中所叙的情况作了说明，认为有几处与当时的情况有一些出入。主要是：
一、外科值班医生带张丽去检查室检查，并询问病史，难以断定是阑尾炎，便叫病人去妇产科检查，看是否属“卵巢黄体破裂”等妇科病症。
二、曹带女友到外科两次，不是三次，曹大骂并砸牌子时，外科医生并没脱岗，而是在治疗室为两个外伤病人缝合伤口。
三、１２月８日晚１０点至１１点妇产科值班医护人员都在岗，并在处理两个临产的产妇。同时，该医院院长、副院长、党支书、医务科主任、护理部主任对记者说：对张丽的死我们深表同情，发生这样的事与个别年轻医务人员对病人缺乏责任心、同情心，缺乏临床经验有关，也与曹忠祥的不配合、不冷静有关。如果曹不是砸牌子、骂医生，而是继续找外科医生看病，或者假如他们从医院出来，不是回家，而是去其他医院诊治，结果也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记者找到曹忠祥时，他依然悲愤交加。他一再向记者表示，他反映的情况若有半点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他说：“官渡区医院外科那位医生见死不救，致使一个不该死去的年轻人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一辈子也记恨着这件事！”
张丽死后，她母亲匆匆从元谋县赶到昆明。在料理张丽的后事时，有人向她建议遗体不要忙于火化，要向法院起诉，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张丽的母亲摇摇头，泣不成声地说：“只怪我们自己命不好，告谁她都不会再回来了！”
张丽去世时只有２１岁，生前在省外运公司食堂做了个把月的临时工。得知她死亡的噩耗，外运公司管理科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他们说：张丽是个聪明伶俐、诚实肯干的姑娘。她本不该死去，她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云南日报》记者
（摘自《云南日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１日第三版）